孔子弟子知多少？《史记》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个数字或同在此以前《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的说法相关。唯《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提法不同，前者以三千为“弟子”，七十为“达徒”；后者以三千为“徒”，七十为“弟子”。司马迁则以七十子为三千弟子中的“身通六艺者”。

另据司马迁引证，“七十子”系出自孔子之口。原话是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表示受业者不止此数。没有提到这七十子是“弟子”还是“徒”，也未提到“身通”什么，司马迁“补充”称为“身通六艺者”。其实，在《论语》中就兼有“弟子”与“徒”（门徒）提法。如“门弟子”（《论语·子罕》）、“［冉求］非吾徒也”（《论语·先进》），“［子路］是鲁孔丘之徒与？”（《论语·微子》）其中所谓弟子，指称的都是“鲁孔丘之徒”。

鉴于当时尚处在学无常师的时代，“门弟子”“吾徒”之类称谓的意义，在于证明孔子师门已经确立，正式的师—弟子关系的形成，孔子成为其弟子的常师。此种现象的出现，是对学无常师格局的突破。不过，学无常师仍是当时以至尔后很长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

看来“弟子三千”与“贤人七十”未必以“身通”什么为界限。如以“身通六艺”为标准，那么很难证明七十子中到底有谁“身通六艺”。要说七十子都是“贤人”，能够得到孔子认可么？那么七十子同其余弟子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看来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以孔子为常师。师从孔子受业，以孔子为业师。

明乎此，将有助于对同孔子授业相关的某些说法作出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

鉴于孔子在当时已有一定声誉，故向他求教者必定不在少数。由此遂引起一些闲言杂语。说什么“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针对这种非议，据理回答：“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言》）这类来无影、去无踪的登门求教者，既然得到过孔子赐教，也不妨算是孔子的弟子，但称不上是“门弟子”（入室弟子）。孔子不见得是那两千多求教者的常师。

孔子自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其语气像是针对有人指其门户不够开放而自我辩解。子贡曾称：“譬之宫墙……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论语·子张》）此宫墙隐喻的喻义，虽赞孔子之贤，却也说明，就夫子之道而言，“得其门者或寡矣”。(www.daowen.com)

由于夫子行止非常讲究礼数，不知得其门而入会有什么讲究。唯一可资参考的线索，或许正是历来猜测颇多的束脩。束脩，按照朱熹说法，是人们礼节性交往中的常理。那么礼节性交往中的常礼一定是束脩么？故束脩更可能是入室弟子拜师礼中的规矩。否则后人为什么只把它作为学费的艳称呢？如是，孔子便成为七十子的常师。

后人把学费美其名曰束脩，并不能由此反过来说成是孔子收取学费，或以授业谋生。因为孔子还不致以吞食干肉度日。他可能另有经济来源，不仅一度在鲁国主政，而且当时已经开始形成“养生”风尚。他周游列国，所到之处，为各国提供的未必是免费咨询。他的弟子便是他倡导仁政，获得崇高威望的资本。

那么入室弟子如何修学呢？作为私学的萌生，其授业只能从师—弟子双方的需求与实际情况出发。

孔子弟子基本上是成年人。其中有不少弟子家境贫寒，少不得要谋生，还不无家室之累。自然也会有专心求学的弟子，而“脱产”求学的弟子终究有限。所以孔子深有感慨地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秦伯》）“不易得”，表示这样的弟子非常难得，更多弟子仍须谋生，或出仕，或经商，如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论语·先进》），以至家累千金。

孔子授业的背景，不仅同其生源相关，更得从他本人的经历中去揣度。他在“三十而立”之后，一度仕齐，后居家修习诗书礼乐，长达15年之久。随后仕鲁，从出任中都宰、司寇到摄相事（奉粟六万）。年届55岁，开始周游列国，又达14载。68岁返鲁，直到溘然长逝。

唯其如此，其弟子就地求教者有之，易地求教者有之（如子路、曾参），跨国度求学者或亦有之（如齐籍公冶长、卫籍子贡、陈籍子张、吴籍子游）。周游列国时，有弟子随侍（如“子适卫，冉有仆”）。据《论语》记载，弟子问政，至少有16次。其中子路5次，子贡4次，子张3次，冉有2次，颜回、仲弓各1次。子路、子贡、冉有主要是在其任所问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其中少不得向在该国任职的弟子打听政情。如冉有退朝，孔子问：“何宴也？”冉答“有政”。乃师又说：“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先进》）诸如此类师—弟子问对，也不妨记在授业名下。可见，夫子虽诲人不倦，但既不应把他看成是教书先生，也不必单凭尔后私塾的印象，忖度孔子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