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如此判断，想必不无根据。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断定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可以肯定的是，在司马迁所处时代，尚未形成课程、教材之类概念。他想到的，无非是周代的“六艺”。所以，他不致有孔子以诗书礼乐为课程，或以《诗》《书》《礼》《乐》为教材的想法。至于孔子授业中的实际情况，恐怕还是《论语》中传递的信息更为可靠。

由于孔子授业以师—弟子问对为基本方式，孔子之讲为辅助方式。因此，也就可以从弟子所问，孔子所问、所答、所讲中，判断他们所学、所授之业。根据《论语》记载，孔子多次谈到诗礼乐的价值，师—弟子问对中，偶尔有弟子问到《诗》或《书》中个别句子，间或引证《诗》《书》中个别句子。只是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孔子以礼乐为伦理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于此可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所言不虚，如此而已。如果孔子确以诗书礼乐为四门课程，且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他作为“跨时代的伟人”自然更加伟大。可惜这样的夫子被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漏记了。

本人持有上述研究取向，出于以下观点。(www.daowen.com)

不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孔子授业问题，把孔子授业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观察。因为尽管孔子授业同其教育思想相关，然而，他即使已经形成同教育相关的这种或那种思想，其思想未必都能在其授业中有效地实现。何况孔子治世、治国意识及伦理价值观念虽“一以贯之”，涉及行为选择（其中包括授业中的行为），他总是“无适、无莫”，因情势与具体对象而定。“丘也”，非教条主义者可比。

尽管世人无法再现孔子授业的原貌，而尽可能地洗刷出于不同动机，以各种堂皇的理由添加于其上的涂抹和过量包装，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虽然去除外在的堆积以后，露出来的依然不见得是其本相，至少不失为对历史和先贤的尊重。这便是治史不可或缺的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