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拉丁文原词educare，原意为“引出”，表明教育从一开始就属于关于善从何来的一种概念。这种概念称为内发论（又称主内说），《说文解字》中把“教”表述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虽然《说文解字》之谓“教”，尚属“治教不二”之“教”，隐于治中之教，实指教化，同近代“教育”并不完全相当，又非同教育无干。它是关于教育影响发生的另一种假定，即有别于内发论的外铄论（或称主外说）。

主内说与主外说之“内”“外”区分如何确定？一般来讲，以个人内在素质与主观努力为“内”，以来自个人以外的影响为“外”。其中，“内”又可再分为个人先天素质（内中之内）与后天努力（内中之外）；“外”，又有环境与教育之别，这就是近代教育学常常提到的遗传、环境与教育对个人影响问题。唯在教育实体化、制度化之前，环境与教育可分，又不可分。如荀子所谓“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即以环境影响为教。18世纪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教育万能”之论，实即环境决定论，^[1]都属此例。

关于个人先天素质，又有性恶论、性善论及其他假设。从古代直到近代，在这些关于人性的不同假设中，引申出关于教育在个人成长中作用以及教育手段取向的争议；直到现代社会本位教育理论取代人本位教育理论的优势地位以后，源于人性不同假设发生的教育理论的争议才告平息。不可忽视的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和现代遗传生理学、心理学研究成果，为遗传、环境与教育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如今再一味死啃“遗传、环境、教育在个人成长中的作用”这个冷馒头，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但为了清理教育思想的源流，还不能不重理这段旧公案。这里拟把孟子主内说与荀子主外说加以比较。

中国古代主内说以孟子为代表，主外说以荀子为代表。

孟子明确提出性善的假定。他以仁、义、智为善的诸范畴，认定：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章句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章句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反之，荀子以礼、义为“善”，却以性恶为假定：(www.daowen.com)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荀子·性恶》）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荀子·正名》）

从孟、荀言论中，不难证明，前者从性善的假定中，引出主内的结论，后者以性恶为前提，推导出主外之说。问题在于孟、荀所处时代，“治”与“教”、“教”与“德”、“学”与“修身”以及“教”与“学”，尚属可分可合的概念，这同今人所谓教育在当时尚未形式化、实化体相关。故若作孟子主内说与荀子主外说比较的尝试，须确立较为可靠的比较项，且以他们所说之“教”（隐性之教）与“学”（较为显性之教）为视角，进行比较（见表16.1）。

表16.1　孟子主内说与荀子主外说的比较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