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反复提到“师法”，并加以论述。其师法之说有别于尔后汉代的师法之规。因为他主张礼治，并以礼为法，即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法依礼而立，礼为应用法律规范。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依礼立法，以礼为规，为荀子礼治题中应有之义。

依礼立法是一回事，至于礼治得以有效实现，则诉之于师。其中的道理，根植于性恶论的人性判断。

表15.9　荀子师法说要义

（续表）

关于士君子进德修业，荀子相对于先天的人性，把后天的师与礼、法合称师法，并以此为化性起伪的正途。其师法观念，同尔后汉代的师法之规有别。

两汉之际，由于历经秦火，经籍难求，先王经典及其训诂、句读皆赖经师口授。某一经师被立为博士之后，其经说便称为“师法”。《汉书·胡毋生传》称：“惟嬴守学，不先师法。”即指经师嬴公能严格传承乃师胡毋生的《春秋公羊传》；不仅如此，同一师法，弟子相传，又别为章句，便成家法。师法、家法均不得更动，否则便罢用。清代皮锡瑞称：“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授，弟子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师之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皮锡瑞：《经学历史》）真可谓“师云而云”。(www.daowen.com)

荀子在先秦诸子中，率先将“经”字作“经典”解。关于“学恶乎始，恶乎终？”他的回答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似乎“礼”不属于“经”，而是礼仪。^[5]不过，如果“礼”非指经，为何称为“读礼”？

荀子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又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足见其对经籍评价之高。然而他更加重视的，是堪称“人师”之人，而不是死的经典：“《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劝学》）梁启超一语破的：“此言贵得师友，胜于读书。”

荀子不但把死的书本同活的人相比，突出向师友学习的意义，而且把经籍同礼法相比，突出礼法的意义：“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荀子·劝学》）一旦讲到礼法，联系到以上关于师礼对举、师法对举之见，可知最终还是突出师的作用。足见不能以后来汉代的师法眼光，看待荀子关于师法的见解。

综上所述，若把前人的师法之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上加以审视，就不宜按今人尺度对其妄加贬抑。

荀子无意把教师的每句话当作法律。他是在“正礼”（即正法）的意义上强调“师云而云”的。这样，他所谓“师云而云”便无异于“礼云而云”“法云而云”。正如在近代法制中，对于法不可随意解释一样，认定礼、法以“师云”为正解，旨在“舍乱妄无为也”。

荀子虽然率先提出经典概念，却明确指出先秦典籍意义的有限性。他的师法之见较汉代师法之规开明。

鉴于古代经籍异常珍贵，难以搜求，易于湮没。为数有限的典籍和关于经籍的训诂句读，主要靠口耳相传，故即使是汉代师法，也属经历秦火浩劫之后，保存历史遗产的良法。假定汉代无师法、家法之规，焉知中国上古史与经学史会混乱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