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始—经—政事之纪也

学之终—礼—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关于“经”，杨倞解为《书》《诗》。其根据大抵为荀子后文有言：“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唯后人从荀子的申述中，疑“始乎诵经”之“经”为“书”之误。因为已有“五经”观念者对于不以“礼”为“经”，难以认同。这又牵涉到对于“礼”的理解。

关于“礼”，杨倞解为“典礼之属”，即不属经之列，同“始乎诵经”之说不相抵牾。唯“礼”非“经”，何须“读”？清代校勘学家卢文弨所校《荀子》，疑杨倞所注“典礼”为“曲礼”之误，仿佛杨氏本来就不存“礼非经”之见；若解“礼”为《礼记》之《曲礼》，不仅对礼的解释过于狭窄，亦同荀子“始乎诵经”之说不谐。

关于所诵之“经”，究竟何所指，从荀子屡次提到经籍之处（见表15.4），可以揣度。

表15.4　《荀子》所提经籍统计

《荀子》一书中存在把“先王之道”或儒家整理的经籍，“三分”“四分”“五分”并提的情况（见表15.5）。

表15.5　《荀子》对儒家经籍的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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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

1.尽管《史记》提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在《论语》中，至多提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而未见《诗》《书》《礼》《乐》并提。孟子作为孔子的私淑弟子，既未提到孔子以什么典籍教弟子，他本人虽经常引用《诗》《书》，间或提到《礼》，亦提到过《春秋》，却未提供自己以什么典籍教弟子的暗示。在《孟子》中，亦未见《诗》《书》《礼》《乐》并提的记载。这是由于孔孟通常把《诗》《书》《礼》《乐》主要当作事情谈论，并非当作经典议论。而荀子才堪称“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倡导者。

2.《诗》《书》《礼》《乐》情况尚且如此，说孔子行“六艺”之教，更成为问题。

孔子提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证明他知道《易》，并大体上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至于学了没有，何时始学，难以论定。郭沫若注意到荀子在《劝学》《荣辱》《儒效》诸篇中，未把《易》同《诗》《书》《礼》《乐》并称，而间或引证《易》，故断言荀子系在晚年“蒙佯狂之色”时才治《易》，^[2]可备一说。不过荀子晚年偶有把《易》同别的经籍并提的情况也不容忽视。

这不仅证明所谓孔子“六艺”之教，证据不足，且显示荀子对后来确定“五经”地位的影响。

综上所述，荀子既然确立经的意识，又把诸经典并称，所谓“始乎诵经”，当把诸经包括在内。不仅周礼及士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的直接依据，其余经典也都体现礼制精神。故“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可理解为从诵诸经入手，而把蕴涵于其中的道义，落实在“法之纲纪，类之大分”的礼制上。否则诵读岂不是流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