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依孔子之见，真君子的标准也很高很美，以致就连他本人也谦称尚未达到如此标准。然而，孔子所谓“君子之道”并未使其弟子觉得高不可攀，这是什么缘故呢？

中国古代所谓“德”，在同“道”对举的意义上，是动词“得”的意思。只是在这个词的运用中，又演变为名词，指德性。德性又分化为智、仁、勇、孝、悌、忠、信之类人伦规范。

在孔子授业过程中，弟子经常提出的，便是同诸如此类伦理规范相关的问题。例如据《论语》记载，颜回、仲弓、司马牛、樊迟、子贡、子张先后问仁或同仁相关的问题。不过，他们“问仁”。未必想求得仁的定义（在他们的头脑中未必知道逻辑学意义上的概念是怎么一回事），而是希望按照君子之“仁”，对人物或事件作出对或错的价值判断。^[1]而孔子通常对同一个问题（如仁）根据不同的提问者的个性、意识倾向与行为表现，作出各不相同的解答。这样，孔子的授业，便具有价值追求的引导及行为指导的意义。遂被后人称为“因材施教”。

如此授业，在“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的意义上，就具有教育（狭义）的性质。这种具有教育性质的授业，之所以行之有效，同孔子之教“常俯就”，又有莫大的关系。

孔孟授业都属君子之教。不过，他们的授业同中有异：孔子虽有志于参政，只是仕途多舛，促使他看破世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其授业重在引导弟子明君子与小人之别。在把握君子底线基础上，各自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乃师则从旁加以矫正。孟子则不同。他虽也洞察“天下无道”，却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的自信，又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章句上》）的乐趣与期待。因此，其授业重在引导并激励弟子明大义，识大体，以天下为己任。

《孟子》一书中，记载师—弟子问对，共62次。其中万章和公孙丑各15次（各含乃师主动发问1次），公都子7次，陈臻4次，乐正克、高齐各3次，充虞、徐辟、屋庐子各2次，另有9人各1次。其中万章与公孙丑合计占一半。(www.daowen.com)

从万章与公孙丑所提问题，可大致了解孟子授业中关注的问题（孟子主动发问各1次，未计入）（见表14.1）。

表14.1　万章、公孙丑提问次数统计

表明在孟子授业中，古史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士礼（含士之行止）。偶然提到从政，同弟子本身的行为表现关系并不密切。于此可见，孟子授业与孔子授业不同之处在于，在孟子授业中，未发现对同一问题因对象不同而作出不同解释的情况，偏重以蕴含在史事解说中的“先王之道”，影响弟子的价值观念，并无多少证据显示对弟子行为的具体指导。不过，以上单以弟子提问为素材作出的分析，解释力非常有限。如果联系到孟子整个的教育见解和其他言论，其“高致之教”的色彩将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