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对一人一事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非表示不同人对同一人、同一事，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其实，对一人一事，仁者见其“不仁”，智者见其“不智”，或更近于常理。更何况仁者之间、智者之间所见也不尽一致。问题在于，何为“智者”，何为“仁者”？按照孔子所代表的中国儒家价值观念，“智者”“仁者”到底应当如何看人看己、对人对己？

据《荀子·子道》所传，孔子曾以“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分别询问子路、子贡和颜渊，并对他们的回答作出评价。由于此案例有助于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了解，不妨从这一案例谈起。

关于“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孔门师—弟子的回答是：

子路：“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

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知者知人，仁者爱人。”

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关于如此传言，若信以为真，难免引起诸多争议。由此还少不得对三位弟子的一贯言行考证一番。不过，这里援引此例，只是由于它虽属拿孔门师—弟子说事，而其所传的话题，却可触发关于人生智慧与道德的思考，故有对其辨析的必要。

这个案例表明，在“孔子”看来，“知人”重于“使人知己”，“自知”又重于“知人”；同样，“爱人”重于“使人爱己”，而“自爱”亦重于“爱人”。其中所谓“自知”“自爱”，真的那么重要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这种价值判断？怎样看待其中涉及的知仁问题呢？

关于以上提到的几种不同看法，都须具体分析。

关于“使人知己”“使人爱己”，孔子再三表示，君子原不必因别人不知自己而怒。那么，它为什么又不介意子路“使人知己”之见呢？

孔子再三表示：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论语·里仁》）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论语·宪问》）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论语·卫灵公》）

话虽如此，由于别人是否知己，不仅事关个人名声，更同个人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相关。孔子虽堂而皇之地宣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其实，他自己就深切地领受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的滋味。不过，他毕竟是君子，相信“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所以，即使“名不称”焉，也不怨天，不尤人，只考虑个人是否有能耐足以使自己广为人知。其实，子路所谓“使人”知己，正表明他是“求诸己”的君子，可算是同乃师的教诲相反而相承。

至于“使人爱己”，由于未见孔子如此说法，容后再议。

关于“知人”“爱人”，在《论语》中有智者“知人”、仁者“爱人”一说（《论语·颜渊》）。虽非定义，却是孔子所谓“智者”“仁者”的简明表达。如是，那么，在乃师的评价中，为什么“自知”高于“知人”、“自爱”高于“爱人”呢？这就得考虑在此语境中“自知”“自爱”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传闻中“自知”“自爱”，是拿颜渊说事，就得看颜渊如何“自知”，如何“自爱”。

关于“自爱”，据《论语·颜渊》载：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www.daowen.com)

颜渊果然谨遵师嘱，“为仁由己”。也就是坚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至少“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

这大概就是所谓“自爱”。

关于“自知”，据《论语·公冶长》载：

颜渊、子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

……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其中，“伐善”“施劳”，据朱熹注：“伐，夸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看来有能不自夸，有功不自吹，便算是所谓“自知”。

问题在于，《论语》中似未见“自知”“自爱”明确提法，正如未见“爱己”提法一样。故此传闻中之议，是否出自孔子之见，尚难以断定。

关于出自《荀子·子道》中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如何？梁启超曾把《荀子》中的《子道》等篇，断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10]汉儒杂录中类似传闻，多有代孔子立言或拿孔门师—弟子说事的情况，也就不如《论语》可信。至于《论语》是否足以全信，那是另外的问题。

不过，汉儒杂录中的此类传闻，往往倒比《论语》中的片言只语，易于激活思考。

关于《论语》，宋代陆九渊早有明见。他认为其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11]相比之下，《论语》虽有智者“知人”、仁者“爱人”一说，而《子道》中的传闻，则把此说同“使人知己”“使人爱人”及“自知”“自爱”联成系列，从而使“知人”“爱人”，成为“有头柄”的说话。所以它实际上成为“后孔子时代”有关“智”“仁”的新见。

虽然这种新见，同儒家正统价值观念或多或少有出入，由于它作为相关价值观念配套的见解，也就便于同西方近代以来相关话题中的见解比较。换句话说，便于同现今“智”“仁”观念接轨。

儒家的“智者”观念，其中包括这一传闻中的“人知”和“自知”，都以“人”为认知对象。虽不可少，却同智者“爱知”及探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异趣。孔子即使求“知”、爱“知”，主要仍为“知人”之智。

“人爱”“爱人”“自爱”之“爱”，虽然属于人之常情，而“为什么爱”“爱什么”和“如何爱”，才是伦理评价的对象。所以，无论是“人爱”“爱人”还是“自爱”，该爱还是不该爱，爱得正当或不正当，只有以爱的对象和爱的行为为依据，以一定的伦理原则或行为规范为准绳，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至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中伦理原则、行为规范的异同，那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此不拟论列。唯关于儒家之谓“爱”，仍有必要作点交代。

前面提到，在《论语》中，似难得寻觅“使人爱己”“自爱”之类话题，看来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孔子所谓仁，即使以“爱人”为基本规定，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更是以礼制为前提，为仁政立言。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使作为行为规范，个人修养之“仁”，爱人仍以礼为节度。“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由于孔子孜孜以求之礼，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重在“立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典礼》）故仁者虽然“爱人”，却同人人平等的价值取向异趣，在道德评价中漠视独立人格，也就不足为怪。唯其如此，《子道》传闻中的“使人知己”“使人爱人”和“自知”“自爱”话题，便可算是发前人之未发。不过，像颜渊那种“明君子”的“自知”“自爱”，属于自我克制型的品格，同近代以来自我完善型的“自知”“自爱”有别。前者倾向于保守，后者倾向于进取。这两种品格各有短长，其具体行为都少不得接受实践检验。

在此案例中，孔门师—弟子的智仁价值取向虽各不相同，然而，人知、知人和自知之间，却或多或少有其内在联系。其中，为人知而知人，同非为人知而知人，理由不同；因自知而知人，同不自知而知人，成就不同；由自知知人而为人知，同不自知、不知人而为人知，性质迥异。“人爱”“爱人”“自爱”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样如此。

所以，“知者若何”，远非“知人”一语足以尽之；同样，“仁者若何”，岂是“爱人”一说了得！

【注释】

[1]这三篇著作，都在汉儒杂说之列。其中，据梁启超所断，《法行》为《荀子》一书中的伪作。《尚书大传》，旧说为西汉伏生所著。据考，或为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或其再传弟子所作。三者中，《说苑·杂言》所记，既包括前两者所有，又有前两者所无。故以《说苑·杂言》为据。

[2]《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

[3]胡适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表示怀疑：“我以为这一篇多不可靠。篇中说‘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话含混可疑。这篇中把澹台灭明、公伯寮都算作孔子的弟子，更可见是后人杂凑成的。况且篇中但详于各人的姓字、年岁，却不记各人所传的学说。即使这七十七人都是真的，也毫无价值，算不得哲学史的材料。”“《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23，71.）

[4]崔述：“《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后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崔述.洙泗考信录［M］//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21.）

[5]孔子按规矩对弟子称名不称字。如颜回字子渊，仲由字子路，孔子分别称他们为“回”“由”，《先进·德行章》记为颜渊、子路。

[6]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49.

[7]王力.古代汉语：第3册［M］.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9：988—991.

[8]如“升车，必正立，执绥”（《论语·乡党》）；“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

[9]周德昌.北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32—333.

[10]梁启超.荀卿及《荀子》［M］//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朴社，1933：115.

[11]熊承涤，邱汉生.南宋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