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孔子的子路，目睹乃师怀才不遇，颇为不解，而乃师经历坎坷，早已看破世事。故在厄于陈蔡之际，针对子路的困惑，一迭连声地反问：“你以为知者必定会被重用吗？从比干剖心可知；你以为忠者必定会被重用吗？从龙逢被杀可知；你以为谏者必被重用吗？从伍子胥陈尸示众可知。”“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重要的是孔子不仅是有识之士，更是有志之士。故不致因无所成名而自暴自弃，却以“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自励（《荀子·宥坐》）。

孔子从自身的经历中，懂得扩大自己的影响有赖于外力的支持。他说，自从季孙赐给我千钟粮食，而友益亲，自从南宫顷叔乘我车，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若非他们厚赐，“丘之道几于废也”（《说苑·杂言》）。可惜如此机会犹如昙花一现，而夫子又非“有奶就是娘”的角色。

孔子正由于深知权势者助力的重要，故当他坐而论道时，亦审时度势。有道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一旦机会来到，似乎又不再计较其邦安危治乱，禁不住跃跃欲试。无非是“舍之则藏”，“用之则行”（《论语·述而》）。故忽闻佛胖召唤，便开始心动。不料子路动问：你先前不是说过“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不免使其尴尬。只得说以前是这么说过，不过，“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又如孔子在投靠季孙时，引起非议，使他难以自解，只得说：“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螭者，传说中的无角龙是也。

孔子何尝不想“食乎清而游乎清”，他是迫不得已才降格以求，充当螭的角色，实由于他不甘心毕生抱负化为泡影，得来不易的学识失传。目击礼坏乐崩，世风日下，随着年事渐长，心事日重。他有感于“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闻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不免哀叹：“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大戴礼记·主言》）直到临死前七天，还对子贡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礼记·檀弓上》）看来他死不瞑目。如按照郑玄、朱熹、焦循以至王元化所解，夫子焉有如此感慨！

博学的孔子究竟为何“无所成名”？这首先是孔子及其弟子关注的问题。

为此，孔子曾问子路：“吾道非邪？吾何以如此？”子路认为这是不是由于我们所谓“仁”道，还不足以令人相信，我们所知还不足以使人依此行事？夫子不以为然。他反问子路：是这回事吗？如果仁者必信，伯夷、叔齐怎会有那样的结局？如果知者必行，比干怎会落得那样的下场？(www.daowen.com)

接着，又以同样问题问子贡。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建议夫子“少贬焉”。孔子对此见也不苟同。在他看来，“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表明君子不必迎合世俗。如果不修其道而求为容，只能证明“志不远矣”。

接着，再以同样问题问颜回。颜回虽作出与子贡同样的回答，也认定“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但对这种现象的价值判断与子贡迥然不同。他认为天下莫能容夫子之道，不但不是夫子之道的过错，如此现象正显示出夫子的“君子”本色。其实，道既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

如若认定《孔子世家》中如此问对近于史实，更证明朱熹、焦循之类解释，同“无所成名”原意不甚相干。上述三种答案中，子路把问题归结为夫子之仁尚不足信，夫子之知尚不便行，实由于他对世道尚未看透；子贡认为夫子调子过高，难以普遍地被人接受，或同他自己其志不远相关；颜回则认定问题的症结，不在夫子之道本身，而在于当权者昏庸。这才说到了乃师的心坎上。

师生如此问对表明：孔子并不承认“吾道非也”。他向弟子发出如此提问，似出于对其道失传的忧思，即担心弟子因自己“何以如此”而对其道的信仰发生动摇。

或许为了使自己及其弟子以平常心看待“无所成名”现象，他才一再声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正是出于自信，才于逆势中，不失君子本色。孔子虽有充分理由坚持其道，而博学的孔子“无所成名”，确也是事出有因。颜回的解释仍不足以使世人尽信。关于孔子之道何以不为天下所容，和孔子同时代的晏婴，对此另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