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宣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听起来像是针对弟子的“三不状态”，宣布教诲的“三不主义”。

这“三不主义”，看起来与后来卢梭倡导的消极教育，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积极意义倒也显而易见。因为他把“学”（或修身）看成是弟子的事情。弟子若要求得乃师“启”“发”“复”。自己就得从不愤到愤，从不悱到悱，从举一隅不能三隅反到举一反三。

那么，教师该怎样促成弟子发生这种转化呢？其实，这在孔子所处时代是一个伪问题。这种提法已经落入今人把学生“包下来”思维的俗套。在孔子所处时代，这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只能说他平时对弟子的教导，或许间接有助于弟子发生这种转化。

人道启发是孔子教诲的基本原则。果真如此，那就对《论语》中孔子对其弟子何以发表那些言论，很难逐一解释了。怎能证明什么言论因什么“愤”才启，什么言论因什么“悱”而发呢？“原则”也者，无非是今人似乎代替孔子建构“教育思想体系”而采用的说法而已。

其实，“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仅孔子如此，在他同时代别的什么“子”，什么“家”，也做得到。就是如今的凡夫俗子，做起来也容易之至。只要不是“唠叨”之辈，照这样去做，有何难哉？

问题是教学情境今非昔比。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就不允许教师这样做了。譬如，一个班级有45个学生。教师即使明知对某一课文有5个学生“愤”不出来，有10个学生“悱”不出来，有15个学生举一而不反三，还不得不“启”而又启，“发”而再发，没完没了地“复”下去。否则他们承担的教学任务怎能完成呢？

这样一来，新的难题就发生了：

1.上课，或课业，岂不是成为主要是教师的事情了？(www.daowen.com)

2.如果教师不得不不愤而启，不悱而发，那么所启所发，又怎能成为“有效的教学”？

3.治本的办法或许是由教师促进学生发生从不愤到愤、从不悱到悱的转化。然而教师做得到么？有什么条件足以保证教师做得到呢？

4.由于无法治本，何妨治标。这就是用分数、考试、评比、竞赛、奖励、惩罚之类外在手段，促进学生去学，使其不得不学。然而这些饮鸩止渴的手段，只能促进学生上了这些“鸩”的瘾，也就更加不把敬德、修业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鉴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如果把这种复杂问题简单化，势必更加促成对孔子启发艺术的向往。何况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把所谓“启发式教学”，作为同“注入式教学”针锋相对的概念（有“废止注入式”一说）。尽管那时所谓“启发式”只不过是向孔老先生借用“启”“发”两个单词，以便拉孔子这面大旗作虎皮，而同其原意并不相干。只是这么一来，也就把退路堵死了。谁不行“启发”之道，难道打算奉行“注入式”么？以致从那时起，教师讲解就蒙上了“注入式”阴影。就连讲课的教师本人也觉得理亏。问题是在现代，有哪所学校允许教师“跟孔子学当老师”，实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呢？

【注释】

[1]《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年四十二……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

[2]例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诗》云），子路终身诵之（《论语·子罕》）；南容三复《白圭》（指《诗》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