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孔子授业，单举若干例证，也还不能够说明问题。不管对“启”“发”“举一反三”作何种理解，《论语》所载大量言行，究竟有多少出于弟子的“愤”“悱”“举一反三”？全书512章中，师—弟子问对，约近百章。其中透露的消息，大抵为：

1.弟子问难，一般属于有感而发，或因惑求解，同自身境遇相关者极少，从中很难察出“愤”“悱”之情，举一能反三者，实在不多。尚有反应迟钝者，名叫“樊迟”的弟子，恐怕可算其中之一。可见诸《为政·孟懿子问孝章》《颜渊·樊迟问仁章》，而孔子照旧解释不误，并不见得严守“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规则。

2.孔子主动提问，或问弟子之志，或就从政有所质询或见告，或向弟子表白（夫子自道），大致同弟子“愤”“悱”无涉，而夫子自道，往往倒同他本人“愤”“悱”相关。

3.师—弟子问对中，有时发生争议，一方或双方不免动容，可见诸《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章》《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先进·季氏富于周公章》。不过，这就是“启”“发”么？(www.daowen.com)

孔子本人虽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但他未必把它作为一条死板的规矩。丘也，圆活之至，注家、研究者往往不如夫子圆活：所谓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而后启发为之说（郑玄）。这么一个“必”字还不够死板么？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何必使其“必”，何必使其“固”？

孔子授业的精义，在于关注“启”“发”“复”的火候（条件），不仅考虑弟子的“智力因素”，甚至更关顾“非智力因素”，尤其注意弟子的思想境界、行为倾向、“道”与“德”的水准，作为施教的出发点；固然施以“文、行、忠、信之教”，其实比这些更加强调的倒是弟子的“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不愤不启”是为了更有效的“启”，“不悱不发”是为了更有效的“发”。通常说“教是为了不教”，在孔子那里，形式上往往是“不教是为了教”。—这样的教，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引导弟子自学、自我修养，最终达到“虽离师辅而不反也”（《礼记·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