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中记载的典型教例如表8.1所示：

表8.1　《论语》中记载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典型教例

（续表）

(www.daowen.com)

从这两个教例能窥得夫子授业几斑呢？

子贡、子夏“愤”否，“悱”否？把“愤”“悱”作情绪状态解，似难看出他们有这种情绪，他们是不是“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呢？也难说，无非是有感而发（子贡）、存疑即问（子夏）而已。只是在师—弟子问对中，显示出举一反三之能。

两个教例，前者从礼联想到《诗》，后者从《诗》联想到礼。这些联想都未免来得突兀，连孔子都出乎意料。反映这两位弟子礼的意识甚强，正合夫子之意。当时所能达到的举一反三，大概就属这类联想功夫。两位弟子显示出举一反三的能耐，“复”出了孔子的一句承诺：“始可与言《诗》矣。”至于以后如何与他们言《诗》，情况不明。其实，所谓“启”“发”有别于讲解，大抵为“点到为止”，“不求所破”，给弟子以继续思考的余地。故“始可与言《诗》矣”就是“启”“发”。

两教例暗示，在师—弟子问对以前，弟子对《诗》或有所闻，或有所记，问题是当时典籍异常金贵，一般学子尚难以“执经”问难，不知他们是怎样学《诗》的？恐怕未必像后来私塾那样，都已背熟，然后由塾师开讲（未必都开讲）。一则经籍难求；二则《诗》是否已由孔子整理出来，尚属未知之数；^[1]三则孔子未必赞成所有弟子都通读《诗》，所重在用：“诵《诗》三百［说此话时，大概《诗》已编就］，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近乎情理的设想，也许是弟子们从夫子那里（或在别处），常有所闻，因其难以自得，偶有所知，倍觉珍贵，必牢记在心，相机运用。^[2]达到子贡、子夏那种程度，才够得上与其师“言《诗》”的资格，达不到这种程度的弟子，也许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