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关注因材施教，不无原因。这是由于教育既然以学生为对象，而各个学生才具不同，品性有别。每个学生或有所长，或有所短，故“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如果不能长学生之善，救学生之失，岂不落空？就这个或那个学生来说，如果未能从教育中长其善，救其失，同未受教育又有多大差别？可见，因材施教比较接近教育的常识常理。

问题在于因材施教语境中“材”与“教”都是变数，加之使其得以实现的环境、条件差别甚大，故因材施教既可能非常困难，也可能简单之至。

在个别施教的情境中，单就学生行为指导而论，可以说谁都能够因材施教。任何一个家长，如果连“子也进，故退之。女也退，故进之”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配为子女的监护人么？教师更是如此。即使就教学而论，在个别授课的时代，教师只要打算因材施教，倒也不难做到。

在以学生群体为对象的教育情境中，情况大不一样。在如今这种“一师多生”的情况下，一个教师面对众多学生，对他们的行为逐个加以指导，而又使其行为得到改善，谈何容易？何况在“一生多师”的格局中，对同一个学生行为指导的责任又不甚分明，也就难以问责。至于班级授课，实际上是以因“教材”施教为基础。即使有因“人材”施教的尝试，也只是因“教材”施教的补充。不仅实际上不能不如此，即使从学生成才着想，共同必修的基础教育课程也有必要。因为任何学生都不是社会中孤立的个体。所有未成年的学生的“个体社会化”，都需要接受作为社会成员所必不可少的普通教育。

因材施教之类经典案例或箴言，萌生于社会需求与人生需求较为单纯、教育机会有限、教育情境简单的古代。如果说此类案例或箴言（不限于因材施教）在那种时代曾经行之有效，那么在如今这种社会需求与人生需求多样而又多变、教育规模庞大、教育结构日趋复杂的时代，如试图仍以此类案例或箴言为解决施教的良方，不啻是以不变应多变。若以此为“想当然”的依据，而回避对“材”“教”以及环境、条件的具体分析、切实研究，说不定反而误事。

那么，在现实状况下，我们的教育举措如何使各不相同的学生的潜在能力得以发挥，使其各尽其才、各展其长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很复杂。单就基础教育来说，按照现时代教育的常理常规，宜对“学校日”（在校时间与上课时间）加以控制，并使基础教育中的必修课程，保持在社会必要和以学生平均水平为基准（多数学生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标准）的限度以内，从而使学生有足够的自主支配的时间与空间。这无论对于像子路那样的学生，还是像冉求那样的学生，以及比他们更为优秀或不及他们的学生，都较为公平。因为学生是否成才，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监护人的事情。按照现代教育价值观念，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对社会承担的“教育义务”有限。如实施“英才教育”，势必成为更多学生的负担和造成社会的混乱。(www.daowen.com)

不过，这只是在因材施教问题上就事论事而已。因课业负担长期居高不下，学生缺乏自主活动的机会，别有与此无干的缘由。

【注释】

[1]李贽评此章：“回是药，赐是病。真个是对病之药。”（李贽：《四书评》）解得奇特，可谓别具慧眼。

[2]“方”，以往通解为“比”，即比方。子贡确实爱把人与人相比，如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并不介意。或因“方”与“旁、谤”相近，解为“言人之过恶”（郑玄注）。如是，则有失恕道，当受孔子斥责，而孔子并不介意，可见此“方”并无谤意。“方”或作“防”解，如说某人很“方”（外圆内方、外方内圆之“方”），同子贡“我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义近。依此，孔子答以“夫我则不暇”，含劝诫之意。

[3]孔子所赏识的弟子，莫过于颜渊，主要赞赏其“好学”，而非其才。或谓颜渊“闻一以知十”，其实，不过是子贡的溢美之词。当颜路（渊之父）称渊之才时，孔子淡然回答：“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