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解惑艺术的特点之三，是因人而解。值得注意的是，其着眼之点不在题面之惑，而重在联系提问者的思想、行为与处境，借题发挥，提供行为指导。这类解惑案例，通常冠以“因材施教”。其实，就所解之惑而论，基本上属于“因德（原有道德修养）施教”。只有把“材”归结为德，或个性，才可称其为因材施教。如子路、冉有分别问“闻斯行诸”，孔子给以截然相反的回答（《论语·先进》）；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分别问“仁”，孔子分别给以不同的解答（《论语·颜渊》）。这些不同的解答，大抵同弟子的个性、修养、处境的差异相关。^[3]可见这种“解惑”，不同于“你问我答”的消极的解惑，而属于积极的引导性的解惑。

由此不免想起孔子研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孔子的言论，如作为一种“理论”看待，可算是教育实践理论。它旨在指导实践。正因为如此，孔子无意给“仁”“礼”“孝”之类概念，下一般性的定义。他所下的定义，不属于描述性定义，更不属于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本质属性的定义，而是一种“定义性的陈述”，即或明或暗地告诉人们应有的事实状态，或行为取向的表述。不仅如此，他所表述的同一概念（如“仁”）的含义，还因对象（指对话者）而别。这种定义无以名之，不妨称其为“专对性定义”。(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樊迟两度问“仁”、问“知”。如一次问“知”，答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另一次问“知”，答为“知人”。见樊迟未解，进而解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可真“迟”，仍然不解，只得背地里转问子夏（《论语·颜渊》）。于此更可见孔子所下定义的“专对”性质。据此，若把这类“专对性定义”视为一般定义，很可能曲解孔子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