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温故师新,孔子治史立场

温故师新,孔子治史立场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师古,即法先贤,孔子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说的是治史当以文献为据。依孔子之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属温故而非泥古又一例。“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矣。”“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自身者也。”

温故师新,孔子治史立场

关于师古,即法先贤,孔子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其中所谓“师”,朱熹解为“人师”。仿佛“温故而知新”,为人师要件。“师”,作为名词,虽可解为“人师”,而在学无常师的背景下,“师”又作为动词,为效法之义。它作为动词,表示温故而知新,才不失师古的本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温故而知新者,才堪为人师。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须明了的是,“温故”之“故”何义?何谓“知新”?“温故”如何“知新”?

“故”有多种含义。在此语境中,同“新”对举,为“旧”的意思。朱熹据此解为重温旧事:“温,寻绎也。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此说,属就事论事之解。

“故”又与“古”通。“故训”,犹古训,指先代留传的法则。《诗·大雅·蒸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郑玄笺:“故训,先王之遗典也。”若把“温故而知新”之说放在孔子整个思想背景上考察,不能不认为,“温故”之“故”,实含“古训”之意。

关于如何“温故”,“温故”又如何“知新”,孔子有一系列独创见解。

1.征故而温之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论语·八佾》)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

(《论语·八佾》)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论语·卫灵公》)

说的是治史当以文献为据。

2.温故而非泥古(www.daowen.com)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逸诗)原诗的意思是唐棣(郁李)花,翩然摆动,难道不令人思念么?可惜它离我们太远了。属思贤而感物起兴之作。孔子却以为:“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5](《论语·子罕》)可资参证。“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

3.解《诗》重在知“道”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牗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解为:“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也,好是懿德。”孔子又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章句上》)

依孔子之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论语》所载“始可与言《诗》已矣”两教例,足证为《诗》重在知“道”(《论语·学而》《论语·八佾》);“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堪作反证。

4.鉴古而知今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依孔子之见:“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看来,夫子倒是懂得礼是可变的,只是认为变中有常。因有其常,则“虽百世可知也”。这是描述性命题。他所作的规范性命题可就不同了:“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齐鲁有太公、周公之余化。春秋之世,齐盛鲁衰,不探求齐何以称霸,王化犹存的鲁何以衰微,期待“齐一变,至于鲁”,岂非梦呓?

5.温故以达政

有若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属温故而非泥古又一例。前引《子路·诵〈诗〉三百章》,亦属于此例。

综上所述,“温故而知新”之“新”,实为“道”之用。温故之道,知今之用,今之从政之道。“征故”,旨在为今之道寻求立论依据。这也算是一种古为今用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信息工具不发达,信息主要靠口耳相传。正由于为数有限的典籍作为信息载体,异常金贵,而熟悉典籍的学者身份也随之提高。像“犹及史之阙文”的孔子,那就更为难得。如果说一般旧闻,随时可以向人请教而获悉,那么作为“先王之遗典”的“故训”,则非得向高人请教不可。不过,“温故而知新”说的是如何师古问题,故这个判断实属为学之道。

就孔子的整个思想背景而论,他自称“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亦可见师古属其为学之道。

孔子有感于社会动乱,礼崩乐坏,传统道德沦丧,今不如昔:“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矣。”(《礼记·中庸》)“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自身者也。”(《礼记·中庸》)乍一听,“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孔子所处之“今之世”,为“无道”之世。他老夫子理直气壮地颂古非今,依他看来,为颂“有道”之古,非“无道”之今,变“无道”为“有道”。至于其“道”如何,那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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