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由于他并未正面解说学与思的关联，后人遂把他有关学与思的见解，概括为“学思结合”。问题在于学与思到底如何结合呢？如果解为既要学，又得思，那么学与思还是两码事，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其实，孔子虽然并未刻意谈论学与思的关联，而在他的观念中，这两者倒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他所谓的学，有别于今人之学，他提到的“思”，更不完全同于今人所谓的“思”。所以要了解孔子授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便是辨明他所谓学与思的原意。

孔子不尚空言，但有过“好思不好学”的教训：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

（《论语·卫灵公》）

要了解何以思之无益，还得明白孔子所谓“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孔子认为君子宜有“九思”，即：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可以说是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思。从内到外、从言到行、从疑到得都该思，重要的是明确思的方向。所谓“九思”正是九种思的方向。概言之，如《诗》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如曾参所谓“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九思”正是给思定位。

在行为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已是修养之道，即学了；反之，思有“邪”，思出其位，不堪为“学”。

此外，《论语》中还载有“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再思”（即慎思）（《论语·公冶长》）、“反省”（《论语·学而》）、“内省”（《论语·颜渊》）之类修养方法。

可见，孔子所谓思，指的是在行中对行之思，是以对思定向、定位而导致行为改善之思。朱熹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解为“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属于望文生义。

由于朱熹有关学与思的解释，依然失之空泛，也就未能说明孔子所谓学与思的内在联系。

孔子所谓思，有别于思维之思，而近于思想之想。如视想明，听想聪，见利想义，见贤想向他看齐。如此之“思”，其实是学了还要有进一步学的想法，即“学而不厌”。如果学而不思进一步学，那就半途而废，故“学而不思则罔”；反之，如果单有进一步求学的想法，哪怕是废寝忘食地考虑如何学得更好，而未见诸继续求学的行动，这就叫作“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学而后思，为思学之思，思而后学，为因思学则力学。

澄清孔子所谓思的本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孔子立足于学的授业的本色，还可从授业文化源头上增进对中西授业、古今授业之别的认识。

原来孔子所谓思，并非单纯求“真”的思维，而属重在求“善”的思想。他在逻辑思维方面并无值得注意的建树，也没有以此训练弟子。至于所谓“举一反三”，不过是类比联想，还算不上逻辑思维训练。求真之思并非孔子之长；孔子之长在于求善，且根据具体情况与特定对象作出指导性的判断。其授业之道也就比苏格拉底“产婆术”更近于教育的本义。苏格拉底旨在使谈话对象知善、知正义、知美……他的谈话或有助于逻辑思维训练，不足以使人的具体行为有所改善。他对谈话对象“个人”的善的观念，不感兴趣，更无意关注其具体行为取向，他只对抽象观念感兴趣；反之，孔子着重关注的，是弟子行为的改善，关注其行为中显示的价值倾向。

孔子倒也不是不懂得“好学近乎知”（《礼记·中庸》），正由于如此，才以思辅学，但不属辅以“真”，而是辅以“善”的观念，同时，又不承认知即学。所谓“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就是“学”“知”区分的明证。为了使“学”不致流于“荡”，他给“好学”本身加以定位，也就是提出关于“学”的纲领性定义。虽然这样一来，不免使“学”“思”产生概念外延重叠之弊，但他不计较这些。给“思”与“学”都定位，不啻是双保险。(www.daowen.com)

孔子也常论“知”，也可以说他刻意求“真知”：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论语·为政》）

（《论语·述而》）

夫子毕竟是老实人，也就很谦虚：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

唯孔子所求之“知”，重在“知人”（《论语·颜渊》），知人之善恶，知人事之去从，以及自知之明。知人，可识贤愚，见贤思齐，且不为佞者所欺，即所谓“知者不惑”（《论语·宪问》）。“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也算是得到了教训，才懂得知人的重要，“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不仅“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且“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丘也，“不惑”的智者了。

孔子所谓知，无论是知人（古人、时人）、知事（旧事、时事）、知时代，大都属同知的特定对象相关的知，属行动之知，实践智慧。这些都是苏格拉底不感兴趣的知，而为苏格拉底所津津乐道的一般观念、抽象概念，亦难以引起孔子兴趣。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

有人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孟子·离娄章句下》）。不管孔子究竟乐水还是乐山，在他本人看来，知识应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成不变的抽象知识对具体实践、对弟子行为的改善能有多大意义呢？他未必懂得抽象概念的深刻意义与深远影响。

依照孔子的设想，由于所学—所应学、所思—所应思，都同具体行为相关，可以认为它属于以行（应行）为中介的学思统一^[3]；如今之学，早已属于以教为主的、集体施教情境中的学；今之所学，为以知为主要内容的学；今之所应知，事实上偏重于同具体行为脱节的一般的知（至少以此为主），今之行，属于以知为根据的行，即理性的、自律的德行。教育情境变了，以今度古，不仅把今人所思强加于我们的先人，亦无益于现今的 实践。

以上有关“学”“思”与“知”之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教弟子学的情境，由于孔子并不关心抽象的一般的概念，其言论大都有针对性，其中近乎定义的言论（定义性陈述），若看作是定义，可以说，它们不仅是纲领性定义（好学、应然之思、应然之知的界定），而且是专对、专告性的定义。如把这种特殊的“定义”，当作关于“学”“思”“知”的一般定义，夫子若泉下有知，又该“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