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道德行为越高尚，越足以示范，其影响越大。然而，从《吕氏春秋》所载孔子对两弟子德行评价的传闻看来，其价值判断与此正好相反。如此价值判断，从道德评价角度看来，难以理解，问题在于其故安在？

据《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载，鲁国有一项法令规定，如有人把在别的诸侯国沦为男女奴仆的鲁国人赎回，其赎金可由国库偿付。子贡赎了鲁国人，却未按规定到国库领取自己支付的赎金。想不到孔子严肃地指出：“赐（子贡）失之矣！”进而说明：“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贡的行为后果似乎非常严重。

该书同篇接着提到另一个故事。据称：子路救了落水者，并接受那人以牛酬谢。按照常理，有德者行善，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求回报。想不到子路收牛，却得到了乃师充分肯定。表示自今以往，“鲁人必拯溺矣”。

且不说这到底是孔子的评价，还是《察微篇》作者拿孔子说事，表达自己有关德行评价的见解，重要的是如此见解是否合理。

为了判断孔子对两弟子行为为何作出那样的评价，先得对其中所援引事例本身的性质和评价这种事件的视角加以 分辨。

单就德行而言，按照常理，子贡的行为原本无可厚非。因为他做了好事，不但不图回报，甚至连合法应得的补偿也不在乎，显示其品格何等高尚。子路并非为了图报，才去救溺，事后收礼，虽不算失德，但就事论事，此举却谈不上品德完善。因此，乃师对他们如此褒贬，似乎颠倒了是非。

其实，在此案例中，孔子关注的，不是两弟子的道德修养与品格，而主要是他们在做了好事之后的不同表现可能发生的效应。也就是两人的表现在教化意义上的价值不同。

何谓教化？中国古代所谓“上所施下所效也”之教，非如现今所谓教育，而为教化之义。是以足以化民成俗之举为教。如果说道德评价的对象，是道德修养的程度与道德品格的差异，那么道德教化评价的对象，便是德行影响的范围与程度。即以某种德行到底可能发生多大影响，衡量其教化的价值。(www.daowen.com)

在此案例中，尽管子贡和子路的德行都不无教化价值，但其价值不同。从教化角度看来，这两种行为的区别何在呢？

子贡的行为，涉及行政法令的实施。其表现超越了法令的规定，从而对道德价值追求不无示范作用；他虽未违规，却可能使得习惯于循规蹈矩的一般人，如依法取回补偿，便显得相形见绌，从而可能成为尔后赎人行为的思想障碍。

子路的行为发生在私人交往场合，他拯溺已经冒了很大风险，受礼为人之常情。故子路的德行要比子贡那种高尚的德行更易为普通人所接受。

由此可见，在此案例中，孔子那样的褒贬，从教化的角度看来，也就可以理解。

此案例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相对于通常的道德评价，突出德行在教化意义上的价值。因其事关道德学习、道德教育普及的可能性与有效性，也就成为任何时代都不可忽视的问题。

说到这里，不能不作必要的交代，此案例如属于“孔子研究”，那就少不得对其中涉及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真实性的考证。而在本文中，只把此案例当作编就《吕氏春秋》那个时代的孔子传闻，所关注的是其中有关德行在教化意义上的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