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一词，原出于《周礼》。《周礼》所谓“六艺”是怎么一回事呢？

《周礼》关于“大司徒之职”的规定中，包括：“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其中第十为“学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实兴之”。这“乡三物”为：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渊、仁、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地官·大司徒》）。

《周礼》关于“师氏”之职的规定为，“师氏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包括至德、敏德、孝德），“教三行”（包括孝行、友行、顺行）（《地官·师氏》）。

《周礼》关于“保氏”之职的规定为，“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六艺”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乃教之六仪”（《地官·保氏》）。

由此可见：（1）“乡三物”原以“万民”为对象，“六德”“六行”与“六艺”非指宫廷之学；（2）“师氏”与“保氏”之职，似以“国子”为对象，而“师氏”以“教”为本职，“保氏”以“养”为本职。“六艺”似属于“养国子以道”范围。何况“养国子以道”除了“六艺”之外，还有“六仪”。

所以，无论把周氏“万民”之学还是“国子”之学归结为“六艺”，都属断章取义。至于《周礼》中异常烦琐的规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客观事实，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其实，司马迁不过是借用《周礼》中“六艺”一词而赋以新义。更确切些说，他原是转达孔子的意思。据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唯在《史记》中，此引语既不是出自《孔子世家》，也非出自《仲尼弟子列传》，而出自《滑稽列传》，未免有点滑稽。难道《滑稽列传》的各位传主，即当时的滑稽大王，为“身通六艺”的“智能之士”么？

再说，孔子的这种“六艺”之说算是其授业的自况么？他是这种人么？(www.daowen.com)

且不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打算“五十以学《易》”（《论语·述而》），直到他去世时，《春秋》尚未定稿，他凭什么传授“新六艺”？唯其如此，有关孔子实行“新六艺”之教，后人信之者虽众，不尽信者亦大有人在。

梁启超称，自汉以来，都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他对此持保留态度。依他之见，孔子删《诗》《书》，不可信。“纵有关系也不大”；《仪礼》非周公所作，或许有一部分为通行之礼，经孔子审定，另一部分为孔子所作；《乐》在当时或许是谱，同孔子有密切关系；《易》的《彖象》为孔子所作，《系辞》《文言》属孔门后学所作；《春秋》的《公羊传》，有一部分为孔家所有，另一部分为后儒所加。总之，“认《诗》《书》是孔子教人的课本，认《礼》《乐》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话虽如此，他自认“如此辨别，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1]忠实的主观武断也属主观判断。

郭沫若断言，孔子不曾见过《易》，且在先秦儒家中，“荀子为谈到《易》的唯一的人”。^[2]可备一说。

尽管他们意见不尽一致，他们并不否认孔子授业为“诗、书、礼、乐、之教”。不过，就算是“诗、书、礼、乐之教”，倒未必如梁氏所说以《诗》《书》为“教人的课本”。因为在纸张与印刷术发明以前，采用课本授业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周代以刀漆作笔，竹木为纸。竹书称“册”或“简”，木书称“方”或“版”。其记古训者，为“典”，记版图户口者，为“籍”，记当代掌故者，为“策”。大事出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据称合“典”“籍”“策”为授业材料时，统称为“业”。^[3]似乎早有教材。其实，所谓“请业则起”（《礼记·曲礼》）、“时教必有正业”（《礼记·学记》），大抵属后来的追述。孔子有典、籍、策收藏^[4]，或可断定，即使有，在游学中也不便携带。至于弟子各备典、籍、策，更难以想象。

单就“诗、书、礼、乐之教”来说，从《论语》传递的信息看来，孔子授业大抵在师—弟子问答中，经常涉及符合《仪礼》之“礼”，“礼”“乐”相辅相成之道，援引《诗》《书》为据，从而使众弟子的言行“文之以礼乐”，成为那个时代的“君子儒”。

如此说来，孔门君子之教，已经超越一般意义的伦理道德之教，而属于以礼乐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君子儒”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