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未必已经创立成熟的伦理价值体系，然而从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实际问题发表的相关言论中，或许可能把其伦理架构，梳理出一个头绪。在孔子授业中，留给弟子的印象为什么是忠信之教呢？

由于真诚而又可信，属于自我修养与人际交往中起码的价值层次。此理，孔子本人把“忠”“恕”作为自己“一以贯之”之道，他志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曾参把“忠”“信”列入每日反思之要，孔子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都足以证明。所以，忠信之教，属于君子之教中的基础教育。

然而，单是真诚而又可信，尚不足以成为君子。忠于什么人、什么事，信守什么、相信谁，存在多种可能性。例如，“好信不好学，其蔽也乱”，“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直”倒往往出于善意与真诚。“言必信，行必果”，虽也难得，只是它毕竟“抑亦可以为次矣”，所以即使是忠信之“言”与“行”，仍须以较高价值层次的标准衡量。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较高价值标准，便是孔门经常议论的仁和义。

其实，合乎仁和义的行为，情况依然有别。其中一例是，宰我问：假如有人告诉一个有仁德的人，有一个人跌入井里，他是不是应该下井去救他呢？孔子回答：何必如此呢？君子虽可以设法去救，但不一定自己下井去救，“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如果有那位仁人受别人怂恿，自不量力，傻乎乎跳入井中，那就叫作“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恭虽属于仁的表现，然而，“恭而无礼则劳”（《论语·泰伯》）。可见，即使是合乎仁义的行为，仍须以礼节制。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

由于孔子以西周礼乐制度为价值追求，也就以礼乐为其核心价值观念。

由此可见，列入“子以四教”的文之教，当指礼乐之教，即：使言与行“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虽不局限于“先王之遗文”，而“先王之遗文”，如《诗》《书》、礼及乐章，作为礼乐之教的依据，自然包含其中。(www.daowen.com)

附带说明的是，孔子并未给“忠”“信”“仁”“义”“礼”“乐”下定义。这些词语表达的不是逻辑的概念，而是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故在他那里，实际上并不存在伦理道德的理论架构。唯其如此，也就不必把机械的架构反套于孔子授业。这是由于孔子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授业，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唯其如此，尽管在孔子的言论中，显示出价值观念的层次，而他并不把任何一个价值判断作为教条。

例如，当他察觉对忠信的运用存在问题的时候，便赋忠信以仁义的内涵，或以仁义矫正忠信运用中的不当行为。如“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巧言令色，鲜以仁”（《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反之，忠信则使仁义落到实处。

同样，在一种情况下，断定“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这或许正是实践理性的特点。

明乎此，便可理解，由于“文”“行”“忠”“信”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故“子以四教”，不属于逻辑分类。它是弟子从乃师授业中留下的印象，也就对“四教”的次序，按权重排列。其实，这“四教”按照价值观念层次排列，倒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指导过程。即：从忠信价值—规范到忠信之行（其中“言”在交往中的表现亦同“行”相关），再到忠信之行受到文（礼、乐）的指导与节制，以便成为君子。唯其如此，这里关于“子以四教”的讨论才从忠信之教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