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中提到的“文”，在古代注家中有两种不同的解说。一说是指古代典籍，如“文者，古之遗文”（魏代何宴《论语集解》中转引后汉马融语），“文，道艺也”（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东汉郑玄注）；清代有些学者否定典籍说，而把此语境中之“文”，解为文字之学（小学），如：“此因上文孝弟忠信爱仁而类记之。文者，字之始。诵法六经，先正声音文字，谓小学也。”（清代刘逢禄《论语述何篇》），“文，字也。非诗、书六艺之文。言弟子稍闻，使学字耳。”（毛奇龄《四书言》转引姚际恒语）

以上两说虽然不同，一指典籍，一指典籍考辨，其实不过出于汉代经学与清代经学的区别而已。在孔子所处时代，何尝存在什么小学，由于提到“学文”，故称所学“古之遗文”，未尝不可。

依此看来，在上述诸解说中，不直解反比强解审慎。

《论语》中提到“文”约20处，所提到的“文”一词多义（见表2.5）。

表2.5　《论语》中关于“文”的记载

（续表）

此外，尚有同德行、言语、政事对举的“文学”。

上述诸说中，凡对弟子所论，都不无文之教的含义。然而，“子以四教”中同忠信之教并行的文之教，自然会别有所指。关于这个问题，在上面所列言论中，颜渊所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可算是当事人的见证。何况孔子认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问题在于“博学于文”，是同“礼”对举之“文”。因同“礼”对举，未必符合文之教的原意。宋代邢昺疏“文谓先王之遗文”，几乎与“博学于文”同意。(www.daowen.com)

看来有必要把“子以四教”特别是其中的文之教，放在孔子伦理架构的背景上审视。

《论语》中既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说，而孔子另有“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之见，遂引起文、行先后之议。

梁代皇侃称：“《论语》之体，悉是应机适会，教体多方，随须而与，不可一例责之。”（皇侃：《论语义疏》）关于“行先文后”还是“文先行后”，着眼于《论语》体例，算是以不解为解。

宋代张栻称：“非谓行此数事有余力而后学文也。言当以是数者为本，以其余力学文也。”（转引自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此解对于“行先后文”未作正面解释，但暗含此意。

清代刘宝楠解说的意思是：先行后文，适用于童子；先文后行，专对成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不过，“先行后文”，明明是就“弟子”而论，孔子授业原非童蒙之学，与童子何干？

说到这里，不免怀疑：文、行孰先孰后，到底能否算是一个问题？

其实，“文”“行”“忠”“信”在逻辑上并非横向并立关系。如果从动态的观点看来，它同行先文后都表示纵向的运作过程。或以礼乐为立身之本，见诸“行”，从而形成“忠”“信”之类品性，或从“忠”“信”之德到“忠”“信”之行，且文之以礼乐。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此之谓也。这便是一种实践的逻辑。

话虽如此，不免有过度解释之嫌。人们之所以觉得文、行先后成为问题，或多或少把有关文、行的两个判断视为教条。其实，孔子往往针对重文轻行的对象，以行为先，针对重行轻文的对象（如子路），以文为重。所以，在孔子那里，硬要区分文、行先后是没有意义的。后人就此类判断推来敲去，是不是把“无适、无莫”的夫子当作教条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