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所谓“君子”，就是那个时代的“文明人”，或那个时代的“人格”。“小人”为触犯当时伦理底线，丧失“人格”的人。不过，在孔子所处时代，“君子”与“小人”虽属伦理学范畴，而其作为“治者”与“被治者”的含义并未尽失。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

谈到孔子的“君子”之见，也像他别的见解一样，本人不想议论其中有无“现实意义”问题。因为从那时起，人类文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用说，不同时代衡量文明与野蛮的标准不同，社会通行的行为准则多有变化。不过，现代文明毕竟从历史文明演化而来。它与传统文明之间的价值判断，并非非此即彼、非彼即此那么简单。不讲别的，就说孔子弟子唾弃的“徼以为知者”“不孙以为勇者”“讦以为直者”之类伪君子，其后裔如今也不少见，即使添加了什么“博士”头衔，今人会以为这种货色是“真君子”么？话虽如此，这里仍只把孔子的“君子”之见，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言论，加以整理，无非是为了增进对孔子之教的认识。

“君子”原为贵族的称谓。“君子”与“小人”表示身份、贵贱的区别。时至春秋末期，它们逐渐被纳入伦理道德的范畴。孔子基本上也是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称谓。不过，由于中国古代的道德概念，与如今通用的道德概念含义不尽相同，也就有必要对孔子以及在其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君子与小人对举之说，重新加以审视。

在《论语》中，有18章专谈君子与小人之别。这种君子与小人的对举的思维，就道德人格来说，无形中造成一种错觉。仿佛非君子即小人，非小人即君子。其实，即使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实际情况也未必如此。因为君子与小人只是为数有限的居于道德水准两端的人，即道德高尚的人与缺德的人，而在正常状态的社会中，尚有达不到君子水准但并不缺德的有道德的人，他们约占人口中的多数。如果说“君子喻于义”，那么一般人不见得都“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固穷”，非君子却未必“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非君子何尝都“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如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也还得承认尚有既不“上达”又不“下达”的人群在。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由于作为身份称谓的“君子”与“小人”毕竟是历史形成的习俗，故孔子论及君子与小人之别时，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含义，即有时是道德意义的区分，有时则是身份意义的区分。如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其中所谓“小人”，显然非指缺德之人。

孔子所谓“君子之德”，算是一种什么见识呢？

道德，有习俗道德与伦理道德之分。习俗道德为历史形成的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作为区分行为善恶的标准。如果说习俗道德为已经约定的行为规范，那么伦理道德则是有识之士倡导的“应有的”行为准则。由于习俗道德有赖于舆论与个人良心的支撑，所以它只能是衡量行为善恶标准的底线。任何社会如果不能有效地维护道德底线，将会导致共同生活的混乱，反之，如果共同的行为准则局限于道德底线，社会的道德水准将停滞不前。故有倡导伦理道德的必要。当人们普遍达到伦理道德的水准（把它从应然道德转化为实然道德）时，原先的伦理道德也就转化为较高水准的习俗道德。此后又会以更高水准的伦理道德取代原先的伦理道德。孔子所谓“君子之德”，就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www.daowen.com)

问题在于孔子因缺乏习俗道德观念，而把“君子之德”视为唯一的道德。这才有把不见得“（习俗）道德”的人贬为缺德的“小人”之嫌。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之德”，超出了以善恶判断为标准的“道德”的范畴，把君子视为超出常人的高尚而完善的人。如“君子有九思”，其中“视思明，听思聪”等，同德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在聪明人中，缺德者大有人在。君子固然讲求言行一致，由于言或行都有善恶之分。言行一致，还得视其动机如何、效果怎样，才能分出“德”与“非德”、“德”与“缺德”。

如果说历史形成的习俗道德，由于得到广泛认同与舆论调节，其规范几乎不言自明，那么伦理道德则诉诸理性的支撑，作为个人自觉的价值追求，别人勉强不得。在开明的社会，对个人无须强求。孔子的“君子之德”虽在有别于习俗道德而作为提倡的应有的德行意义上可归入伦理道德的范畴，但又有别于一般的伦理道德。因为一般伦理道德的规范作为应有的行为准则，是可以界定的，而孔子弘扬的，实际上是超越行为准则的价值追求，不是可以界定的目标，而是理想化的努力方向。由于道德的高尚无止境，以致就连这位“大成至圣先师”本人也自认“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如以为这是出于谦虚，那就未免小看了这位夫子。所以，如果可以作为“道德教育”与“思想教育”区分，那么，孔子授业更近于“思想教育”，属于意识形态影响，着重影响人们的价值追求。

【注释】

[1]此句或断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2]司马牛，复姓司马，名耕，字子牛。据前人考证，他并非没有兄弟。他有几个哥哥，向魋为长，还有向巢、子颀、子来，为一党。“一族之中，戾气几徧，惟牛凄然孤立。”《左传·哀十四传》载：“宋景公将讨桓魋。”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为孔子逝世前2年（孔子逝世于公元前479年）。“牛独亡兄弟之忧，似发于向巢、向魋出奔之后。盖魋等叛迹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为兄弟，隐忧虽深，何能举以告人？”（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829—830.）此考证，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