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授业研究的理由实在不少。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为了“古为今用”，为了建构所谓“儒家社会主义”，为了跟孔子学当“教育家”，为了讲孔子，为了成为孔子研究的专家，为了写博士论文，以及为了拿孔子说事——说这说那。诸如此类理由，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所做的研究，至少是打算要做的研究，其对象是一个同真实情况较为接近的孔子。问题在于谁都知道，时隔两千多年，要想恢复孔子授业的原貌，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然而，以《论语》之类较为原始的资料为依据，参照理论研究的规范，尊重授业的常识，或多或少剔除后人加于孔子授业越来越厚的涂抹，拆掉某些在孔子授业上的包装，不能说是做不到的事情。诚然，即使剔除了涂抹，拆去了包装后显露出来的，仍然未必是事情本来的面目。因为这种事情本身早已褪色，又为厚重的历史烟尘所埋没。那么，为什么又去做这种似乎无效的研究呢？

其实，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的那些事情，如孔子授业本身，毕竟较为朴素、单纯、简便，也谈不上有序。正如程颐所说，“孔子教人常俯就”（程颐：《入关语录》）。这不见得有什么可看之处；然而，正由于它较为朴素、单纯、简便，不成系统，它或许更加接近授业原本的性质，即教弟子学，为行而学，因学而教，旨在使人为善，说其“教学做合一”也不为过。何况尔后越来越高级、越来越复杂的教育体系、授业制度，正是从这种单纯的授业格局中转化而来。它作为中国授业文化的源头，便可资同中国后来的教育比较，亦可从授业文化源头上同西方授业文化源头比较。所以，如今试图了解孔子授业的真相，其实也还是拿它说事，说教育历史的辩证法，说史德，说研究历史的态度与方法。

本人原非以教育历史研究为专业，只是一向以历史的逻辑的分析为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才有兴趣参与孔子授业研究。

那么，有什么依据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孔子授业的可能性呢？

1.《论语》作为授业当事人与见证人的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载，虽不可尽信，但总比真假难辨的第二手材料较为可信。其中既有不少授业细节的记载，还有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如“子以四教”“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2.孟子与荀子虽比孔子晚很多年，《孟子》《荀子》中同授业相关的记载，虽有别于孔子授业，但相对于“学”（名词，即授业实体）出现以后的情况，又与孔子授业处于同一背景之下，可增进对先秦“非制度化教育”的理解。

3.虽不可能了解《论语》记载以外孔子授业的细节，却可以从中国古今授业文化、中外授业文化的比较中，确定孔子授业的方位与大格局。例如，它是有别于以学生集体为对象的个别授业，有别于以学籍制度、课程制度、学年学期制度为背景的授业，有别于以教科书为本位的授业，有别于苏格拉底“产婆术”的对话方式，也有别于一般学有常师的授业。

话虽如此，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研究成果，还取决于把有关这种研究的观点转化为研究的方法。这就生发出孔子授业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

本人的价值选择为：

1.以孔子授业行为为主题，而不是以所谓“孔子教育思想”为研究对象，以避免从孔子的一般价值观念中推导或演绎孔子的授业，避免把孔子的一言一行不加分析地当作其授业活动本身或授业的“原理”“原则”。(www.daowen.com)

2.关于《论语》素材的运用：

（1）尊重夫子自道和其弟子、再传弟子有关孔子授业的概括性的表述。

（2）尽可能把相关材料全面展开，互相参证，互相补充。

（3）凡是可以得出数据的材料，以数据说明问题。

（4）除了充分运用其中的相关材料以外，还关注其中未给后人某种论断提供佐证的情况（批判性反证）。

3.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更在于把澄清事实本身，作为“古为今用”最为可靠的价值选择。既不“畏圣人之言”，更不存“侮圣人之言”的动机。重在求索，而不以得出“完善的研究成果”，或为孔子建构什么体系为价值追求，以免弄巧成拙。

关于孔子授业，本人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文章，作为这种研究取向的验证和进一步研究教育基础理论的一种准备。

陈桂生

2011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