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法立基于人本主义，注重调整社会关系，环境并没有成为真正关注的重心，它的知识体系是从根本上忽略了环境。因此，当出现环境问题或环境危机时，往往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因此，刑法需要革命，需要重构。此外，刑法的谦抑主义原则要求，刑法不应当是将所有的违法行为和有责行为都当做当然的处罚对象，刑罚只是在必要的不得已的范围内适用。刑罚不仅常常对法益保护有益，也会增强犯人家属的有形或无形的负担，若不使用刑罚就能解决问题，就尽量不使用刑罚。由此，在革命与谦抑之间，必须寻求平衡，必须给环境刑法准确的法律定位。

刑罚具有巨大威慑力，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无法达到理想保护效果的前提下，需要将环境违法行为犯罪化，意义在于拓宽刑法干预的范围，实现对环境破坏行为的行政违法和民事违法评价的一体性，增加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刑法保护环境权益的作用。当然，刑事手段保护环境虽然威慑力强，惩罚作用明显，但也有一定负面效果，若将过多的环境违法行为犯罪化，会直接窒息经济发展，这就要求环境违法行为犯罪化程度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因此，需要对环境刑法进行理性定位。首先，环境刑法对环境行政法而言具有补充性，这是由环境违法行为的实际情况和刑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刑法是最后的保障法，仅适用于环境违法行为中最严重的那部分。大部分环境违法行为需要动用环境行政法和环境民法，如果大规模使用环境刑法手段，显然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容易浪费刑罚资源。其次，环境刑法发挥的作用具有有限性，刑事制裁只是专门用以处理极端严重的环境污染罪行的，刑罚本身也属于恶，只有它可能排除更大恶害时，才能适用。需要强调，尽管环境刑法是辅助手段，作用有限，但不能由此否认环境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积极效果，环境刑法的威慑作用是其他任何法律无法替代的。(www.daowen.com)

需要指出，环境刑法的目的和初衷是为了防止和惩治环境犯罪行为的产生，主要性质与刑法的内在性质基本是一致的，都是控制或打击违法与犯罪的法律，同时，环境刑法又能积极贯彻落实环境法预防原则，客观上，还具有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启发功能，因此，环境刑法属于刑法与环境法的混合法，是法律功能对照社会现实需求自我实现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