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新型环境伦理的价值意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道德养成的制度伦理关怀。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如果把正义原则和善结合起来，就能为建立秩序井然、和谐稳定的社会提供可能性。环境制度建设应该体现环境伦理的道德精神和基本原则，因为制度伦理决定着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约束社会生活实践的制度必然以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为其观念导向和价值基础。由于现代环境伦理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伦理机制的形成必然对维系社会共同体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环境伦理作为人类价值意识和价值规范的文化积淀，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可以保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拥有良好生态秩序提供可能性与现实性。作为道德养成的环境伦理机制，具体表现为生态价值共识、生态意识提升等层面。因此，现代新型环境伦理的建构使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资源。

（二）伦理载体的精神价值培养。文化的存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文化中内蕴的道德、理性对于伦理主体（人）的精神价值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新型环境伦理积极倡导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基础。同时，生态文化的出现引起了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革命，提倡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生态整体思维代替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生态智慧，使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中，激发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文情怀，使关爱自然成为人自身生命的内在需求，从而促进现代生态理论与民众的生态活动自觉地交会与整合。(www.daowen.com)

（三）社会生存共同体的伦理关照。遵循现代新型环境伦理的伦理准则，就意味着伦理主体进入一种生态觉悟的境界。现代环境伦理体现了一种生态觉悟，其实质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更深刻的是对社会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以及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思。现代新型环境伦理不仅要求重新建构自然生态平衡，更重要的是重新建构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因此是对整个人类生态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觉悟。于是，现代新型环境伦理正在引导主体追求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生存共同体的文明，摒弃种种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价值态度，自觉地确立起一种责任伦理的价值态度，在生态实践中确证自己的人性、人格和尊严，同时也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提供了生态哲学的解释原则。^[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