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王凤珍基于人类理性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危机。总的来看，人类理性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古代的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可归结为“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第二，近代的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化的思维方式，可归结为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第三，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可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三种思维方式与环境危机有着不同的关系。

（一）王凤珍从古代的自然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出发，得出人类社会不可能产生环境危机的结论。王凤珍指出，自然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不以人为中心，而以自然为中心。在古代，由于人们认识能力十分低下，人们无法解释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为探寻这些自然现象的本质，于是古希腊人认为自然界渗透或充满心灵，从而没有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意识。人与自然一体化，甚至把自然物体看做真正的人。古代人认为自然界万物都和人一样，都有生命和灵魂，把自然力人格化。把自然界的一些现象都归结为某种超人的精神力量。由于这种超人的精神力量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看到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于是人们对这种超人的精神力量的崇拜，就变成了对自然的崇拜，因此，古代人就形成了以自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王凤珍进一步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人，看不到人类实践的作用，无法解决人和自然何以对立又何以统一的现实基础。只能从自然的本性直接推论出人的特性，把人的本性泛化为自然的本性。这样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人和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人类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改造自然。人类只能消极地顺从自然、接受自然命运的安排，成为自然界的忠实奴仆。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的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人类尚处于群体本位的思想意识阶段，因此，人类社会不可能产生环境危机。可是到了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使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把古代和中世纪所说的神转化成了人，神对自然的关系，转变成了人对自然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就其实质来说就是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7]

（二）王凤珍从近代的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角度，论证了唯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为深刻的思想根源，最终导致全球环境危机。王凤珍指出，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只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种思维方式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有了萌芽，到了近代，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主体性的高扬，使这种唯人类中心主义获得了较为直接而明确的形式。培根明确呼吁要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笛卡尔则宣称“我思故我在”，康德也强调：“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做目的，绝不是当做作工具。”在这种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摆脱了人类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界的奴役状况，使人的属人本质更加明确化、直接化，即通过征服自然去谋取发展。王凤珍进一步指出，唯人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科学蒙昧主义与唯理性主义的症结。由于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自然完全看做人任意操纵的机器，把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提倡“人类统治主义”、“人类征服主义”、“人类沙文主义”、“物种歧视主义”等。而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又提倡国家中心主义和绝对或极端个人主义。而绝对国家中心主义和绝对或极端个人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就表现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贸易保护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思潮或现象。因此，唯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与人关系紧张的最为深刻的思想根源。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环境危机，都是在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发生的。而且，唯人类中心主义又被现代西方哲学中提倡人本主义的一些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一直持续到现代。从总体上看，这种思维方式颠倒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已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人类社会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克服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首先必须从思想观念上转变认识，人要做自然的主人，但人对自然并不能为所欲为。

（三）王凤珍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出发，深入阐述了该思维方式加剧了环境危机。王凤珍指出，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否定了近代的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形成了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即把人看做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前途和命运，把人的生存、解放问题提到了哲学的核心地位，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类正确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仅具备自然属性，还具备社会属性。这两种基本属性表明人既是自然进化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本身的否定物，必须超越自然的存在，人要超越于自然，体现出人自身的本质就必须通过实践去作用自然，人只有在同自然的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即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地体现出人的本质。但马克思又坚信人是来源于自然的，在始源关系上，自然的存在优先于人的存在；人生存在自然界之中，自然的条件和规律对人的活动具有制约的作用。而且马克思又更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的自然，正是打上了人的实践的烙印，即人化的自然，对于这种自然也必须从实践的观点去加以解决，绝不能再以单纯客体的观点去认识。王凤珍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强调人的实践的特性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中心，人是自然的主人的观点，也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王凤珍通过马克思关于人的成长过程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的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就应该包括人的三种历史形态：群体本位的人，个体本位的人，类本位的人。马克思所说的群体本位的人就是古代“自然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所说的人，是人的萌芽阶段。个体本位的人就是近代的唯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人，即人的展开阶段。类本位的人就是未来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所说的人。(www.daowen.com)

王凤珍强调，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力图把作为主体的人当做类而存在，把人看做是具有独立性的人，而且是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但人做为主体表现为类主体，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道德和价值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类本位和集体主义被当作一切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出发点，一切道德和价值行为以及对道德和价值的选择都通过类来实现，都以是否符合国家的、集体的需要和利益为标准。如果人们都能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从事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就不会产生环境危机。那么，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不但产生了环境危机，而且又加剧了环境危机呢？于是就有人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已经过时，不能指导人们现在的实践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首先，一个理论能否被人们所信服和接受，不能只靠理论本身的言传说教，必须是把理论转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只有经过人们的多次的反复实践，才能够被得以证实，人们才能得以信服。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类哲学理论所说的以类为本位的人，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憧憬、向往，即是对未来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的概括和总结。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人类社会恰恰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人正处于个体本位的发展阶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之所以不能普遍接受这种理论，使这种理论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下子从近代的唯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近代的唯人类中心主义束缚人们的头脑，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难以自拔，可以说，人类不经过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不会改变的，这也充分证明了“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时，人已经走完了三种形态之一，以族群为本位的阶段，人正处于三种形态的第二种形态，以个体为本位的时代。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仍然按照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去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把个体本位推向了极端，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环境危机。这一切已经充分表明，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思维方式，实现由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体本位思想意识向以类为本位的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

最后，王凤珍精辟地总结道，古代的自然中心主义由于完全失落了人而没有产生环境危机；近代的唯人类中心主义由于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而产生了环境危机；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由于正处于个体本位的主导时代，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环境危机。由此可见，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理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