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表面上是自然环境出了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出了问题，是人类行为引起环境问题，因此，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维方式问题，是社会公德问题，是环境伦理问题。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就我国环境问题而言，是由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缺失公正的伦理观、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合力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决定发展观、道德观和政绩观。^[17]因此，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对于环境问题，我们还需要从本质上进行追问，分析其实质。一般来说，本质是指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规定性。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角度看，本质是现象得以显现出来的根本原因。因此，对环境问题本质的追问，亦即对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的探究。^[18]环境问题发生后，人们很快达成一种共识，即环境问题是人类不合理改造自然界活动所致，人类是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人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和生存，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系统作为自己生活的导向，本质上是和他们如何认识自己以及认识自己的水准相一致的。因此，对环境问题的本质追问应该是对人性的追问。

应当说，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暴露的是人性危机。环境问题乃至环境危机并不是由自然环境本身引起的，它是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它作为“人化”自然界的一种结果，它不是对人本质的肯定，而是对人本质的否定。森林毁灭、土地沙化、河流干涸、洪水泛滥、空气污染、资源匮乏、垃圾成堆、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降低等，现实自然界的这种恶结果不能说明人性之善，而只能证明人性之恶。正是人性对自然的恶，才有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恶行为和生态环境危机的恶结果。自然环境的残破和恶化、生态平衡的人为破坏，其蕴涵的深层意义则是人对自然的恶。大地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人类之所以背叛母亲，与自己生存的家园为敌，是因为人类遗忘了自己的本真存在，在自然界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因此，要想消除环境问题和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必须首先自省，走出人性危机。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被破坏，是人类沿着工业文明的轨迹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文明的价值指针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然被演绎成僵死的原料仓，毫无内在价值。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使之成为人类的奴仆，这种文明的指向就是不断满足人的欲望。因此，提高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能力，使人们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成了近现代文明的基调。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不受限制的欲望无疑是贪婪。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视为自己的价值准则，那么，环境污染与环境危机的出现就必不可免。反思近现代文明，生态文明的理念便产生了。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交流融通的状态，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从人统治自然过渡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用更为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并在文化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上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视角。

当今世界，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资源的不断消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问题，已演变成国家之间、政府之间、国际交往之间备受关注的全球问题，而且，环境问题也不单纯是环境问题，已涉及文化、经济、技术、法律等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已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人类需要反思，需要作出理性的选择。

【注释】

[1]冯翠娟：《环境问题现状及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载《甘肃科技纵横》，2011年第2期，第84页。

[2]林群慧、金时：《新环境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96页。

[3]姚勇、于泳：《城市环境问题分析》，载《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年第11期，第118页。

[4]李晓瑞：《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浅析与对策》，载《山西农业科学》，2008年第36卷第12期，第138页。

[5]陈琳：《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研究》，载《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38卷第31期，第17672页。

[6]李锐锋、潘敏：《论环境问题对社会安全的影响》，载《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第1期，第74页。(www.daowen.com)

[7]魏亚萍：《如何利用风险社会理论应对环境危机》，载《环境保护》，2010年第6期，第38页。

[8]范俊玉：《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影响及其应对》，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第1页。

[9]包晴：《中国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转移问题法律透视》，法律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9页。

[10]杰瑞·马贝斯、杰妮弗·H.马贝斯：《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粮食安全》，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第75页。

[11]乐波：《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载《孝感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4页。

[12]杨树明：《生态环境保护法制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2页。

[13]聂火云、杨学龙：《我国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与理论根源探析》，载《求实》，2009年第3期，第52页。

[14]鄢斌：《社会变迁中的环境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235页。

[15]王勇、赵玉民：《环境问题的归因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第126页。

[16]王勇、赵玉民：《环境问题的归因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第128页。

[17]贾风姿：《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

[18]曹孟勤、何裕华：《追问生态危机的实质》，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