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可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失范、政府权力运行失范、社会价值取向失范角度入手，当代中国环境问题是一个由于社会结构、社会体制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处在转型时期而导致的结构、制度、文化、价值等多重失范的结果。^[13]核心是环境公平问题，一部分人从中受益，另一部分人从中受害。但是环境问题生成的原因是多方面，往往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更具穿透力。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我们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从市场和政府两个层面提供了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证明环境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是由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引发的结果。

从市场层面看，市场机制可以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实现帕累托最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比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不存在外部性等。当上述假设部分或全部不成立时，资源的配置将缺乏效率，从而出现市场失灵。在环境方面，一些假设并不成立，由此导致市场失灵和环境问题的产生。

（1）外部性导致的环境压力。外部性是企业或个人行为对活动以外的企业或个人的影响，即对第三者的影响。外部性理论提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前者指正面的外部性，具体指某个经济主体的行为，使他人或社会受益，如养蜂业对果树种植的影响；后者指负面的外部性，即经济主体行为使他人或社会受损，如工厂向大气和水流排放污染物，使环境遭到破坏，其后果由社会公众承担。当存在外部性，又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企业或个人不会自觉减少环境污染或产生提供更多环保产品的动力，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污染物的过度排放及环保产品的不充分供给。

（2）公共物品造成不理性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公共物品指提供给某个消费者使用，而他人不必另付代价便可同时享用的产品。公共物品具有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环境资源显然属于公共物品，这一属性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无限制地劫掠式开发和使用。不仅如此，公共物品的存在还产生“搭便车”问题。因为只要没人能够被排除或应该被排除，理性的消费者就不会为消费公共物品而付费。消费者不付费，私人企业赚取不到利润，就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自由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或提供过少的公共物品。

（3）信息不对称引起公平缺失对环境的压力。环保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表现在：污染者对其排污状况、污染物危害等方面的了解往往比受污染者要多，但受经济利益驱使，常会隐瞒这些信息。受污染者拥有的相关信息少，想“讨回公道”，需要付出很大的信息成本。决策者由于没有关于污染损失及减污成本的可靠数据，故不可能设计出既有效率又不失公平的政策。信息的缺乏使市场无法完美运作，出现市场失灵。

（4）市场竞争不足产生的资源无价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很多资源市场根本不存在，或未发育成熟，这些资源的定价为零，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日益稀缺。一些资源市场上，卖者和买者的数量很少，缺乏必要的竞争。市场竞争不足，导致资源定价将过高或过低。例如，长期以来，我国水价过低，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www.daowen.com)

从政府层面看，政府失灵是环境恶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环境问题的政府失灵既体现为政府决策的不当，亦表现为国家环境监督管理的不力和缺位。就决策而言，因各政策在部门间的协调不足，致使经济目标与环保部门目标冲突时，往往会因经济目标而放弃环境目标，从而影响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及环境法的实施效力。另外，在环境监督管理中寻租行为的广泛存在，也将使污染者、受污染者与环保机关间存在非正当的博弈动机。^[14]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存在利益倾向。事实上，政府由一系列具有不同结构、动机、利益刺激和操作层面的分部门主体组成。政策并不仅仅由不受个人经济或政治利益影响的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利他主义者制定，而且是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作用下形成的。由此会出现官员接受贿赂、官商勾结、包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更重要的是，制度挤出效应。制度理论显示，当一种制度破坏另一种制度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形成挤出效应。在制度挤出理论看来，环境保护中存在着制度挤出现象。不考虑制度挤出的环境保护政策，会使环境问题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或导致次优的环境政策选择。^[15]

（二）环境问题的生成也有技术原因，技术不同的使用者对环境可能造成不同的后果。

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之所以在今天得以集中、大规模爆发，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外，技术因素在环境问题产生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技术革命，使人类获得了以特定技术为核心的新工具和新手段。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形成了以蒸汽动力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出现了“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等新技术，实现了生产方式从手工作坊向机械化的转变。应当肯定，技术变化是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现在工业社会里不断增加的环境恶化，是由技术变化引起的单位产量对环境影响的不断增加。对比各个时期，工业社会时期技术对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而言，均是史前时期和农业社会时期的技术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如此，工业社会时期人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人类使用冰箱、空调，火箭、飞机在对流层飞行，都会产生氟氯烃等，对臭氧层造成破坏，形成臭氧层空洞。由于炼油厂、热电厂和冶炼厂的生产活动，大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排入大气，形成酸雨。应当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但也应当看到，技术在不同使用主体使用的时段，有的使用者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以技术为手段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资源与利润的获取中，使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化。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污染源和污染物趋于多样，污染空间日益扩大，破坏程度日益加深。

（三）环境问题的生成也有人口因素原因。受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人的素质与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环境破坏行为似乎总是不可避免。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对环境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认识之前，行为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人们还是会作出不利于前者的替代选择；即使上述两个问题都不存在，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会产生有损环境的行为。工业化之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体现在：第一，地球环境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合理限度是110亿，或者略多一些。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如不采取有力的控制措施，两代人后全球人口数量将超过地球合理容量的上限；第二，随着人口激增，生活污染物排放量相应激增，这对治污设施构成巨大需求，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环境质量的下降便不可避免；第三，面对庞大的人口数量，一方面，规模性的工业活动不得不进行，所排放的三废超出环境容量，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土地、淡水资源相对显得短缺，为满足基本需求，人们不得不竭力扩大耕地，于是导致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环境破坏现象的出现。^[16]

（四）环境问题的生成还有发展模式选择层面的原因。近年，压缩型工业化范畴的提出，为我们解释了各国环境问题出现差异的根源。联合国开发署环境问题专家康纳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被大大压缩，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称为“压缩型工业化”。压缩型工业化道路的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资源环境问题复杂严峻。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环境问题具有两个典型特征：第一，环境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叠加。压缩型工业化社会既有与贫困落后相关联的环境破坏问题，也有尾气污染、温室效应、光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既有本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有通过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移植、转嫁过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二，环境问题在生成上出现“聚变效应”。密集的开发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消耗、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给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生态系统造成了强大的生态胁迫压力，发达国家在过去上百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不同环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一时期多样并发出现。

总之，环境问题的产生，既有市场和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人口、发展模式层面的原因。因而，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应当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