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1　国际研究

在家庭迁移的已有文献中，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对孩子教育融入的影响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总体而言，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迁移对不同性别孩子教育的影响并不一致。在已有文献中，大多研究集中在父母迁移和子女迁移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较少有研究分析祖父母迁移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

在对迁移的研究中发现，父母迁移对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研究发现，家庭中父母迁移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受教育年限和继续上学的可能具有正面影响（Bai et al，2016；Chen，Huang，Rozelle et al，2009；Edwards and Ureta，2003；Hanson and Woodruff，2003；Hou，2015；Lee and Park，2010；Wen，Su，Li et al，2015）。例如，使用2000年墨西哥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Hanson和Woodruff（2003）发现父母迁移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积极影响。父母的迁移有助于子女受教育年限提升0.7～1.6年，且该作用对女生的作用更为明显。使用墨西哥裔移民在美国的调研数据，Edwars和Ureta（2003）分析了父母迁移对子女辍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带来的汇款有助于降低子女的辍学可能。作者认为，父母外出带来的汇款有助于放松家庭预算约束，从而为子女的教育提供更多经济支持。

还有研究分析了父母外出正面影响的两条作用机制：一条是“汇款效应”。父母迁移带来的额外汇款有助于放松预算约束，增加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从而提升子女的教育表现（Amuedo-Dorantes and Pozo，2010；Lu，2012）。家庭收入增加也可能提供更好的营养，改善获得教育用品的机会，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从而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Bai et al，2016）。另一条则是“大脑获得”效应。由于迁入地的教育回报相对较高，未来移民的前景会激励移民子女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较高的教育期望又提升了移民子女的教育成就（Beine，Docquier and Rapoport，2008）。

相反，也有研究发现父母迁移对孩子教育发展的负面作用（Booth，1995；Giannelli and Mangiavacchi，2010；Lahaie，Hayes，Piper et al，2009）。例如，Giannelli和Mangiavacchi（2010）发现，父母迁移对阿尔巴尼亚孩子的入学率具有负面影响。使用来自墨西哥的数据，Lahaie等（2009）发现，家庭配偶的迁移除了会降低孩子的学业表现外，还会为孩子带来更多的行为及情感问题。父母迁移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有三：第一，父母移民可能会降低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和监督，从而导致学业成绩不佳，损害孩子的教育机会或学业成就（Lahaie et al，2009）。第二，父母缺席导致儿童在家庭中家务和农业活动责任增加，从而占用了子女的学习时间（Chang，Dong and MacPhail，2011；De Brauw and Mu，2011；Lee，2011；Lu，2012）。第三，父母的缺席可能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孩子的学业表现和社会适应能力（Hoffman，2004）。

父母迁移后，移民家庭同样面临是否需要将孩子带入迁入地的决策，由此形成了移民子女的迁移问题。已有研究大多分析的是“迁移”或“留守”决策对孩子教育发展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放在同一框架内，分析子女迁移对移民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留守决策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影响时，大多研究通常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让子女留守在家能保证子女在当地义务教育的入学机会，同时，家庭承担的子女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也相对较低，然而，由于父母陪伴、家长参与和周围社会资本的缺失，加之本地教育和医疗资源相对较差，父母外出可能增加流动人口子女的辍学率（Giannelli and Mangiavacchi，2010），降低他们的学习积极性（Kandel and Kao，2001），甚至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Gibson，Stillman，McKenzie et al，2013）。

然而，分析子女迁移对其自身教育发展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并且得出一致的结论。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研究中（Coffey，2013；Kandel and Kao，2001；Kusadokoro and Hasegawa，2017；Suryadarma and Resosudarmo，2016；Zuccotti，Ganzeboom and Guveli，2017）。一方面，迁入地充满新环境，拥有更加积极主动的社会标准及更广阔的同伴网络。潜在公共资源（如高质量的学校和老师，更健康的饮食、生活环境和现代化的医疗服务）会对移民子女的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Xu and Xie，2015）。另一方面，移民子女在迁入地也会面临一系列融入新环境的挑战（如迁入地可能出现一系列的歧视行为），移民子女需因此承担一些风险，教育发展也可能受到影响。例如，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Greenman和Xie（2008）发现，西班牙裔和亚裔移民子女虽然有着较高的学业表现，但表现出了更多的心理健康（如自卑和抑郁等）和行为问题（如暴力行为，物质成瘾和早期性行为等）。Kandel和Kao（2001）使用墨西哥移民数据分析了不同家庭成员迁移对子女学业表现和教育期望的影响。他们发现从学校毕业前的移民经历对移民子女上大学的教育期望具有正面影响。使用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数据，Suryadarma和Resosudarmo（2016）分析了城乡迁移对移民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将区域迁移比例作为移民子女迁移的工具变量后，发现儿童时期的城乡迁移平均提升了移民儿童4.5年的教育成就。同样，Zuccotti等（2017）使用西欧多国数据对比了已迁移到西欧国家的土耳其后裔与未迁移土耳其本国后裔的社会流动情况。结果发现，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土耳其后裔比本国后裔获得了更高的教育成就。

相反，在印度，Coffey（2013）发现，短期季节性迁移对子女教育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在控制更多协变量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后，Coffey（2013）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进行了对比，发现短期季节性迁移对子女上学和学业表现具有负面影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Kusadokoro和Hasegawa（2017）分析了土耳其移民迁移对子女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状态的影响，对迁移子女和非迁移子女进行匹配后，发现城乡迁移会导致子女放弃到学校受教育，增加进入劳动市场的可能性。

国外研究中对祖父母迁移的文献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教育代际传递的研究中，而且研究结论也尚未达成一致（Chan and Boliver，2013；Erola and Moisio，2006；Jæger，2012；Warren and Hauser，1997）。使用来自美国威斯康星的多期数据，Warren和Hauser（1997）分析了祖父母和孙辈社会阶层的相关性。在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控制父辈的特征后，他们发现，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收入对孙辈的受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型的影响并不大。另外，Erola和Moisio（2006）也发现，祖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孙辈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Chan和Boliver（2013）发现在控制父辈特征后，英国祖父母和孙辈的职业阶层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Jaeger（2012）发现，在美国，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孙辈的教育成就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Jaeger还发现扩展型家庭有助于弥补低SES家庭资源不足的情况，从而有助于促进孙辈教育的发展。

在探讨祖父母对孙辈教育影响的作用机制时，已有研究主要是从汇流模型（The Confluence Model）和家庭资本（The Family Capital）角度进行分析（Ermisch，2008；Furstenberg，2011；Heckman，2006，2011；McLanahan and Percheski，2008；Teachman，1987）。汇流模型认为，孩子的智力水平部分是由家庭中与孩子互动者平均的认知情况决定（Zajonc and Markus，1975）。根据汇流模型可知，家庭中祖父母，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祖父母的出现会提高家庭整体智力环境，从而促进孙辈认知水平的发展。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祖父母可以将自己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传递给父母辈，而祖父母又可以将这些资本传递给孙辈，从而对孙辈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此外，祖父母可以直接向孙辈传递各种家庭资源（Møllegaard and Jæger，2015）。例如，祖父母可以为孙辈提供经济资本（如为孙辈储蓄、直接提供物质财富和购买各种学习用品），以辅助其教育的发展。另外，祖父母的经济资本还可以在父母辈失业或生病时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而减轻经济困难对孙辈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Jaeger，2012）。

与经济资本相同，祖父母的文化资本同样会对孙辈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在扩展家庭中，祖父母通常会花大量时间陪伴孙辈，为孙辈创造激励性的学习环境并带他们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如旅游、观看戏剧和其他文化活动等），还有充当典范（包括尊敬、重视教育和工作伦理的传统价值观），从而促进孙辈教育的发展（Stevenson and Stigler，1994）。与文化资本类似，祖父母的社会资本同样会对孙辈的教育结果产生影响。祖父母可以通过带领阅读和辅导功课提供纪律和监管影响孙辈学业表现（Bengtson，1975；Chen，Liu and Mair，2011；King and Elder Jr，1997）。此外，祖父母还可能与学校的管理者或教师密切联系，从而对孙辈的学校录取产生正面影响（Sandefur，Meier and Campbell，2006）。(www.daowen.com)

3.2.1.2　国内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流动主要以单人流动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流动“家庭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流动人口由最初的单人流动或携配偶流动发展到现在的举家迁移。文献中分析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对子女教育融入的研究也与流动人口迁移模式的发展大致匹配。现有的大多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析父母迁移对子女教育融入的影响，随着流动人口迁移模式的改变，逐渐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子女迁移对其自身教育融入的影响，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祖父母迁移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入的影响。

分析中国大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入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父母迁移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中并未涉及父母迁移对子女教育融入影响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发现父母单方或多方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具有积极影响（Bai et al，2016；Chen et al，2009；Lee and Park，2010；Wen et al，2015）。例如，Bai等（2016）发现，父母外出务工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英语成绩。该研究与Lee和Park（2010）及Wen等（2015）的对国内流动儿童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父母移民是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积极预测因素。上述积极影响的可能渠道在于：第一，父母移民带来的汇款收入可以通过减少预算约束，增加对儿童及其教育的投资来提高学业成绩（Amuedo-Dorantes and Pozo，2010；Lu，2012）。第二，收入增加也可能提供更好的营养，增加获得学习用品的机会，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从而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积极影响（Bai et al，2016）。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了相反结论，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具有负面影响（Hu，2013；Hu and Li，2009；Li，2013；Wu and Zhang，2015；Zhang，Behrman，Fan，et al，2014；Zhao et al，2014；Zhou，Murphy and Tao，2014）。如Zhang等人（2014）发现，父母双方外出务工会分别降低留守儿童5.4%的数学成绩和5.1%的语文成绩。Meyerhoefer和Chen（2010）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具有负面影响，尤其对女性留守儿童的影响更大。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Meng和Yamauchi（2017）使用RUMSC（Rural-Urban Migration Survey in China）分析父母外出时间比例对留守儿童教育和健康的影响。使用气候冲击和村庄距省会距离作为父母外出时间比例的工具变量，他们发现，父母外出时间比对留守儿童的语文成绩和体重具有负面影响。另外，父母外出时间比例越高，留守儿童投入学习活动的时间就越少，成为留级生的可能性则越大。

父母外出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也与上文国际研究相似：首先，父母移民可能会降低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和监督，从而导致学业成绩不佳，损害学业表现（Lahaie et al，2009）。其次，父母的缺席导致留守儿童的家庭和农业责任增加，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教育表现（Chang et al，2011；De Brauw and Mu，2011；Lee，2011；Lu，2012）。最后，父母的缺席可能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和社会适应能力产生影响。另外，还有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和身体发展并没有显著影响（Hoffman，2004）。

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关注子女迁移对其自身教育融入影响的研究（Xu et al，2016；Xu and Xie，2015）中，Xu和Xie（2015）使用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分析了不同家庭迁移类型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发展的影响。在分析流动人口子女迁移的影响时，作者将流动人口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进行匹配后发现，子女迁移有助于提升流动儿童的数学成绩，还有助于增加子女在学业上的时间。此外，子女流动有助于提升流动儿童的身高和体重数值，还有助于提升一系列非认知能力，如理解能力、语言流畅度、智力水平和自我表现能力。

使用类似的方法，Xu等（2016）发现子女迁移对流动儿童而言也有一些代价。在将流动儿童和农村非流动儿童进行匹配后，他们发现，子女城乡迁移虽然有助于提升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学习时间和对学校的归属感，但降低了流动儿童的学业期望和前景乐观程度。Xu等（2016）认为，子女流动的负面影响可能来自教育系统的歧视行为及向上流动希望的渺茫。

虽然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模式已经由“核心成员”向“扩展成员”转变，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开始携带老人迁移，目前鲜有研究分析祖父母迁移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融入的影响（Zeng and Xie，2014）。在仅有的一项研究中，使用2002年的CHIP（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Zeng和Xie（2014）在检验祖父母对孙辈教育发展的影响时发现，祖父母对孙辈的影响取决于家庭居住安排。当孙辈与祖父母同住时，祖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孙辈受教育年限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在祖父母不同住的家庭中则不存在这个关系。此外，他们还发现，与高学历祖父母同住有助于降低孙辈的辍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