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将迁移行为视为对人投资的一个部分。通过改变原有的地理位置，个人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个人的迁移决策是依据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将终生收入进行贴现后对比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回报的结果（Sjaastad，1962）。由于中国大陆地区巨大的城乡差异，因此，流动人口子女的迁移行为同样可能是迁移决策的结果。迁移选择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原因，也因此成为分析流动人口子女迁移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厘清影响流动人口子女迁移的影响因素也为后文分析流动人口子女迁移活动提供了理论框架。本章将综述现有影响人口迁移的理论，包括新古典迁移理论、实践逻辑理论和多层次迁移理论。

3.1.1.1　新古典迁移理论

以个体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分析为出发点，新古典迁移理论（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将经济原因视为影响个体迁移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新古典迁移理论的代表Todaro等认为，个人的迁移决策不仅取决于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个人在迁入地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考虑（Harris and Todaro，1970；Todaro，1969）。此外，当迁入地和迁出地收入的差异过大时，即使短期无法在流入地就业，人们仍愿意选择迁移（Massey et al，1993）。

新古典迁移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①劳动力是稀缺的，即与资本类似，劳动力在市场上也是稀缺要素。②不同区域间的资源是不均等的，而这种不均等引发了人口迁移的人力资本投资。与旧古典经济理论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强调个人特征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差异性，认为拥有不同的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的个人在选择迁移时具有不同的特点（Hatton and Williamson，1993；Konseiga，2007；Tsegai，2007）。

新古典迁移理论提倡的迁移者的个体差异已被随后的研究不断证实，同时，也为城乡人口流动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然而，该理论却仍局限于市场完善和信息充分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中区域或城乡间市场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在市场完善和信息充分的假设下，孤立地考察人口迁移与收入的关系也难以反映迁移决策的复杂特征与动态过程。

3.1.1.2　实践逻辑理论

实践逻辑理论（Logical of Practice Theory）由布迪厄提出，将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视为产生于社会环境内的一种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是由流动人口家庭的习性和拥有的资本及特定的场域所决定的，四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其中，资本可被视为资源，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Bourdieu，1986）。经济资本是指物质资源，包括家庭财产或收入，或拥有住所和高档消费品等，可以通过家庭财产和收入衡量。经济资本可以通过在家中提供学习场所、购买学习辅助材料、解决家庭财务问题等形式辅助子女更好地学习。此外，家庭资本还可以购买学习资源，为子女提供上补习班和进入高质量学校的机会，以便提升孩子的学业表现。

文化资本最早由Bourdieu提出，是指一般文化背景、知识、语文、性情和技能。文化资本可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内化于身体的形态，如根深蒂固的性格倾向于外在体态，如行为习惯、语言能力或对书籍和美术作品的品位等；第二种是实物形态，体现为家庭内书籍、图片和仪器等文化用品上；第三种是制度化形态，体现为学历教育，可以文凭的形式被制度化。Bourdieu（1986）认为，文化资本是行动者对某种文化资本的占有，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本最早出现于Bourdieu的研究中。Bourdieu（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拥有持久社会网络或属于特定团体而得到的集体支持力。社会资本的多寡可由两个因素决定：社会网络的大小及相关成员拥有的资本总量。Coleman（1988）则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在团体中人与人之间所出现的相互关系、互动和网络。在随后的研究中，Coleman（1993）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前者是指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紧密性，也称“父母参与”，包括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和指导等，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及精力的投入；后者则指父母与其他家长或与教师联系的关系网络情况，也称“代际闭合”（Coleman，1993）。父母参与和代际闭合可以形成一种支持性社群，有利于各种有关孩子学习和生活信息的传递，从而达到鼓励、监督、促进子女更加努力及有效的学习。Ho（1999）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进行总结，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家庭类型、兄弟姐妹数量等，这些因素决定了父母与子女相互作用的机会及频率和持久度；后者指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如指导孩子做作业、与孩子讨论学校活动和对孩子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等。

习性是指后天获得的性情倾向、思想和生活品位。习性可以被理解为个体或群体根据客观结构和过往经验形成的倾向性。布迪厄认为，习性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习性首先是一连串贯彻以往经验的倾向性；习性显示一种现在存在的性情倾向；习性还是一种对未来的行为取向（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布迪厄还认为，习性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体或群体的原则、生存心态、惯性模式、现在行动，连接以往和未来的原则。习性并非理性或非理性的产物，因为习性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分析，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取向，由个体根据以往的客观结构环境积累而成（何瑞珠，2002）。(www.daowen.com)

布迪厄将社会世界视为一个由场域组成的多向维度空间，而场域则可包括家庭、学校、教会、国家和政党等。在一般的场域中，个体和机构则根据游戏规则争夺有利的位置与关键的资本（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在子女的教育中，场域最初始于家庭及学校系统。教育场域同样是高度分层的，学生、家长、老师及教育决策者均占有不同的位置，而学生或家长能否在教育场域内取得有利位置，则取决于他们对这个场域中的游戏规则的掌握程度及本身所拥有资本的数量及组合情况（Bourdieu，1990）。

以上资本、习性和场域通过布迪厄的排距机制对流动人口迁移造成影响。排拒机制可由不同流动人口家庭的资本及孩子的习性开始，通过教育场域，部分劣势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实现迁移，从而复制父母的阶层世世代代处于劣势地位。Lamont和Lareau（1988）将排拒机制概况为四类：自我淘汰，过度筛选，驱逐放弃和直接排距。自我淘汰发生于流动人口家长缺乏学校认可的条件或缺乏足够的资源而被排除于流入地学校之外，当这种劣势被当作现实，流动人口就会主动放弃家庭迁移的过程；过度筛选则产生于流入地学校对所有家庭做出同样的要求，如一些学校不会因为流动家庭的时间和资本劣势而降低流动儿童课程要求，从而使流动人口子女被过度筛选，降低家庭迁移的可能性；驱逐放弃指学校可能通过学业竞争将学业上处于劣势的流动人口子女驱逐出学校，迫使家庭迁移进程终止；直接排距则表现为流动人口家庭拥有的资源不足而被排距于迁移之外，如因缺少家庭经济和文化资源未能完成家庭迁移或子女入学等。

3.1.1.3　多层次迁移理论

Findley（1987）提出的多层次迁移理论（Multi-Level Migration Theory），分析了地区层面宏观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的迁移决策。多层次迁移理论认为，个人或家庭的迁移决策受到许多非个体因素的影响，如人口、环境、经济、社会与公共管理等（Findley，1987）。

首先，个人和家庭的迁移行为会受到地区间的非个体因素影响。已有研究指出，宏观因素如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地理环境、医疗和教育资源情况等都是影响个人迁移的重要因素（Greenwood，1985，1997；Greenwood and Hunt，2003；Katz，2000；Konseiga，2006）。通常而言，这些非个体因素越优越便越能吸引个人和家庭的迁移，也更有利于个人和家庭在流入地的融入进程。例如，Graves（1980）的研究发现，区域中的非交易物品（如气候、风度和舒适度等）都有可能影响人口的城乡迁移（Graves，1980；Graves and Linneman，1979）。

其次，城乡间的经济因素同样会影响个人和家庭的迁移决策。城市地区较高的就业率会极大地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地区，同时，人口迁移又会带来进一步就业的可能性（Findley，1987；Greenwood，1985，1997）。Greenwood（1985）的研究发现，一个工作机会的产生不仅会吸引一个人口迁移，还会在5年后增加1.2个工作岗位。与之对应的，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则会影响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可能（Katz，2000）。农村地区家庭收入越高，农业人口选择进城打工的概率越低。农村地区非农业工作机会则会提高本地的就业率，同时，降低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概率（Molho，1984）。

最后，个人和家庭的迁移决策还会受到地区公共管理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迁移人口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流入地的环境、气候、基础设施及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Findley，1987）。有研究发现，地区公共教育和医疗健康服务情况都会影响人口的迁移（Katz，2000；Porell，1982）。Porell（1982）的研究发现，除经济原因和生活质量外，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同样对农民家庭具有吸引力。此外，迁入地社会对移民的接纳程度也会影响个人和家庭的迁移决策。例如，若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在流入地的社区或学校中受到歧视，则不仅会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决策，而且同样也会影响到流动人口子女在迁入地的教育融入进程。

3.1.1.4　小结

探讨流动人口子女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是评估流动人口子女迁移活动的前提条件。在流动人口子女进行迁移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个人、家庭和地区因素的影响。本部分内容从新古典迁移理论出发，结合实践逻辑理论及多层次迁移理论对影响流动人口子女迁移的因素进行了总结。研究发现，新古典迁移理论主要从个人出发，强调迁移为个人带来的收益及实现这种收益的可能；实践逻辑理论则将家庭迁移视为家庭资本、习性和场域的共同结果；多层次迁移理论则更加强调一系列非人为因素，如人口、环境、经济和公共管理等对个人和家庭迁移决策的影响。

实际上，流动人口子女的迁移决策可能涉及多个方面，既包括从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家庭层面考虑在不同地区获得的经济收益差异，也包括流动人口子女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存量，习性（家庭教育期望）和不同场域的影响等。此外，从地区层面，一系列非人为因素同样值得重视，如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教育质量及教育政策方面的差异等。若从单一视角去解释流动的家庭迁移决策，则可能无法揭示流动人口子女迁移影响因素的全貌，因此，在考查流动人口家庭迁移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