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回顾大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制度背景，特别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关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与实践。第1部分主要呈现中央政策管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机会的政策演变。本章的第2部分则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梳理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与实践。

通过对以上两部分内容的分析，本章总结出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特点。

首先，在背景方面，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产生是在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和现有教育财政制度间矛盾下产生的。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主要是由于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与农村地区相比，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更高，并且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动人口在城市地区数量增长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区别，而各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又是与本地户籍挂钩。由于没有本地户籍，因此，流动人口无法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由于教育财政制度的限制，流动儿童也无法享受与本地儿童相同的受教育机会。

其次，从中央政府层面看，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经历了由“两为主”向“两纳入”的转变。在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中央政府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也在不断深化，由最初的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转变为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并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畴的“两纳入”政策。在体现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重视的同时，也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各级财政间分担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www.daowen.com)

再次，从地方政府层面看，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经历了由有条件提供教育机会向提供均等教育机会转变。早期，由于缺乏财政激励，地方政府采取有条件向流动儿童提供教育服务的政策，要求流动儿童满足若干条件并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才能提供教育服务。随着中央政府“两为主”政策的推行，地方政府开始将流动人口教育纳入教育规划和财政预算，通过政府向私立学校购买学位或者将流动儿童学校转为民办学校的方式，开始在流入地向流动儿童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

最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在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政策背景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出台，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大幅提高。以上海市为例，其于2013年起实行积分落户、积分入学的政策，除提升“房产”的重要性外，实行学历加分、职称加分、创业加分。积分政策设定向优势阶层倾向，无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基础教育需求，而在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北京，则出台“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和“以教管人”等多项举措控制人口，导致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骤然缩紧，入学门槛也大幅提高。许多流动儿童无法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只能选择在远离城市的郊区甚至被迫返回家乡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影响了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融入进程，还有可能迫使流动人口子女返乡，从而形成新的留守儿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