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所讨论的东方主义的焦点在于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从他对东方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让⁃莱昂·杰罗姆(Jean⁃León Gérôme)(1824—1904)和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一些关于女性和人物的肖像作品可以从视觉上很好地解释法国人当时的集体思想状态。[12]这种思想状态能够反映北非殖民地区当地的社会情况[13]。这些绘画作品以一种不同的模式重新诠释了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裸体画艺术。看看Gérôme和Ingres的画,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画中既有被束缚在宫殿里的女性,有纵情欢乐的女性,也有在艺术家画室里的裸体模特,在东方学家的观点里,这些都是殖民政治和作为“feminized other”(女性化的东方)的东方的象征。艺术史学家霍利·爱德华兹(Holly Edwards)[14]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15]中讨论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介绍了从1870年到1930年有关美国东方主义的作品展览。
爱德华兹对于美国东方主义的诠释标志着与萨义德在他早期作品中讨论的观点和概念开始分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个展览是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出版20年后才举办的,那时,在学术界,人们已经对萨义德的一些观点、理论和概念进行了讨论、批评和提炼,这反过来也对爱德华兹和她的研究伙伴研究美国东方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美国和法国的历史环境不同,其政治路线也不同,并且两国与“东方”的关系也不一样。
在爱德华兹的文章中,她提到了东方主义的指示对象,从中可以看出1978年年末学术界对东方主义的看法:
1978年萨义德的著作《东方主义》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基于这些争论的发展,我也开始思考“东方主义”这个词,我用“东方主义”这个词来指代人们因不同的目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东方”这个词的使用,这些目的包括个人目的、社会目的或文化目的等等。我认为,这些目的从殖民主义和诋毁歧视开始转向了欢庆和怀旧;使用的可能性因场合和个人而具有多样性。东方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静态的现象,而是一个充满冲突和争论的过程,人们只有从宏观的角度回顾性地往前看才能理解这个过程。说到东方学家的视觉图像,我们也得从时间、地点和参与者的角度来区别看待。[16]
在爱德华兹的诠释中,“东方主义”并不是静态的,单一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时间、地点和参与者”而异。在美国,1870年到1930年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时期,当时,美国内战结束,开始加入其他“文明”国家的行列,走上了“进步发展”的路线。(www.daowen.com)
在这个转型的时代,东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构建,它让人们既能重温过去,又能展望未来;它还允许人们肯定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它也给人机会发挥想象,给他们的生活灌入新活力。这样,东方就成了一个自我审查的工具,也成了社会变革的一个指示器。[17]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刚走出内战的美国急切渴望加入西方强国的行列中,希望能够恢复国力并取得进步发展。哈德逊河画派的一些风景画展现的并非一种外来感,或者虚幻感,更多的是给人一种熟悉和心安的感觉。[18]
19世纪末,芝加哥世博会(1893)展示了“真正”的“东方”物品,从那时起,大家的兴趣开始转向了事物的真实性。后来,在20世纪这个开放的时代,女性开始拥有了更广泛的自由,爱德华兹又一次说道:“人们开始围绕性别问题重新构建东方。”东方学者们构想的东方的范围更加宽广,包括音乐、绘画作品、印刷品、装饰艺术、广告、媒体、电影以及其他表演艺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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