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恩斯的一些创作应归功于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铜管乐队作曲家先驱克里夫顿·威廉姆斯。威廉姆斯曾为管弦乐团创作，他的创作也经常吸收最新的“异国”元素。威廉姆斯曾是一名专业的圆号演奏家，经常与圣安东尼奥交响乐团和新奥尔良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如果伊斯曼音乐学院的音乐教授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on）没有劝说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将他的创作激情从管弦乐团投入到学校铜管乐队上，以争取更多的观众，那么威廉姆斯很有可能还在他原来的领域中创作，也不会成为一位多产的铜管乐作曲家。1956年，他创作的《号角与快板》（Fanfare and Allegro）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奥斯特瓦尔德奖，从此名声大噪。在第二年，他的作品《交响组曲》（Symphonic Suite）为他赢得了第二个奥斯特瓦尔德奖。尽管他非常喜爱管弦乐团，认为管弦乐是“最伟大的器乐”，但是在新的领域里，他仍然不遗余力地辛勤创作。

威廉姆斯无论在生活上还是专业领域上对查恩斯的影响都不可小视。1973年，威廉姆斯曾为查恩斯创作了一首作品《向巴尼·查恩斯致敬》（Tribute to Barney Chance）。这首作品只演出过一次，就是在查恩斯过世后，并且这首作品从未发行过。(www.daowen.com)

我曾采访过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表示“查恩斯和威廉姆斯在对待某些事情上面就像是双胞胎一样。我相信查恩斯的《韩国民谣变奏曲》和威廉姆斯的观点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两人创作中存在着一些相似的元素”^[10]。

《第三号舞曲，圣日》（Symphonic Dance No.3，“Fiesta”）是威廉姆斯多次演奏的一首作品，也是对查恩斯影响最大的现代“异国情调”的典型例子。这首乐曲描述的是大批拥有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也是威廉姆斯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做终身教授时非常喜欢研究的次文化概念。同查恩斯对《阿里郎》的改编一样，威廉姆斯运用了典型的拉丁美洲的节奏和旋律因素，巧妙地运用了移情手法，捕捉到拉丁精神中最典型的欢快风格。我认为，查恩斯和威廉姆斯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扮演着游客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其实这也是一种异国情调，但是与西方人通常认为的“异国情调”的概念不同。查恩斯很可能并没有从异国情调的角度看待韩国因素，而是从一位第一次到韩国旅游的游客听到朝鲜民族音乐时的反应这一角度。查恩斯的这种手法是具有独创性的，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主题确立为一个乐观又毫无偏见的异国情调，而且作品的主题并不是植根于它本身的西方文化中，而是被置于另外一种文化视角下。我认为威廉姆斯在他的创作中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很可能对查恩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