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在《乐队研究》（Journal of Band Research）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查恩斯说：“我在韩国首尔的时候，知道了《阿里郎》这首民歌。这首歌的曲调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我一直为它的旋律着迷，后来终于用这首民歌的主旋律创作了一组变奏曲。”有的观点认为查恩斯并没有从审美以及（或）理论的角度进行创作，但是查恩斯的一席话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实际上，查恩斯的创作也是遵循了与同时期铜管乐队创作相似的方法。除了对打击乐部分进行了扩展，大部分配器还是较为标准，即传统的美国铜管乐队的结构，其中也运用了两种当时很少用于美国传统铜管乐队的乐器——降E高音单簧管和降B倍低音单簧管。

查恩斯在乐器使用方面引起争议最多的就是打击乐器的使用。在西方人的脑海中，东亚音乐的特色之一就是常用一些排钟、木琴、铜钟和锣等体鸣乐器。德彪西、拉威尔（Ravel）和普契尼等作曲家也通常用这些乐器的音色来制造异国情调。在查恩斯的早期作品如《咒语与舞蹈》中也擅用异国的打击乐器元素，包括煽动气氛的低音鼓、沙锤、响棒、锣、葫芦、手鼓、木鱼、天巴鼓、鞭子、铙以及小对鼓。查恩斯另外一个身份是专业定音鼓手，所以他在打击乐部分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创作。那时，美国音乐教育已经将现代打击乐合奏列入了本土的音乐体裁范围，威廉姆斯、麦克贝斯和其他作曲家们也运用了相似的创作手法。

一些著名的管乐队指挥家如弗雷德里克·芬内尔（Frederick Fennell），注意到查恩斯对东亚打击乐器运用的特点：

“查恩斯使定音鼓上端保持静音并且用硬鼓棒演奏，起初我对此并不理解，直到我成为东京佼成管乐团（Tokyo Kosei Wind Orchestra）的指挥，我才逐渐理解。在日本古代和传统的打击乐器艺术的熏陶下，我认识了无数种大小不同的鼓产生的声音，包括太鼓。我想，也许在查恩斯创作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回响着太鼓的声音。太鼓的顶端非常厚，由钉子钉在了一个桶形的外壳中（就是我们所说的圆柱体的鼓）。太鼓非常特别。为了能达到查恩斯要求的声音效果，他在太鼓上端靠近表演者身体一侧的边缘，将一块8平方英寸（约合51.6平方厘米）大小的厚毛巾覆盖在上面，然后用鼓棒在毛巾覆盖的位置敲击演奏。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定音鼓的自然声响共鸣，就是他所说的‘静音’，但是这个‘静音’并不是完全没有声音。”(www.daowen.com)

另外，芬内尔提到了查恩斯对木鱼的绝妙使用，他认为，木鱼的声响像是我们能真正触摸到的一样，这超越了西方人对东亚音乐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同时，查恩斯成功地用锣代替了达姆达姆鼓，通常这种做法是东亚作曲家不会接受的，因为东亚的作曲家懂得这两种乐器的差异。据此，人们也揣测查恩斯用锣代替达姆达姆鼓既制造了亚洲音乐的因素，又考虑到校园铜管乐队经费花销的合理性。弗莱德·阿德金斯说：“没有哪个院校铜管乐队的指挥会为了一首7分钟的乐曲里的一个特殊的音效而花钱买一面锣的，尤其是学校已经有达姆达姆鼓了。”^[9]我认为，查恩斯这样做是正确的。否则，在全国的铜管乐队比赛中就没有人会演奏他的这部作品了。我相信，虽然变奏中使用的元素不完全都是亚洲的音乐元素，但是查恩斯改编这首作品的目的就是丰富音乐教育以及使人们对亚洲音乐投入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