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音乐建立以前，西方已经开始关注其他文化中的音乐了，随着印度尼西亚传统音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全世界对甘美兰器乐的需求逐渐加大。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的早期民族音乐学项目都支持甘美兰音乐的发展，并且直到现在始终支持甘美兰在学术以及社会方面的各种项目。起初在二战后，加普·孔斯特（Jaap Kunst）^[3]开展了最早的民族音乐学项目，替代了原有的“比较音乐学”的概念。而后，在19世纪50年代，孔斯特的一位美国学生曼特·胡德（Mantle Hood）继续推动民族音乐学项目的发展。随后，艾伦·梅里亚姆（Alan Merriam）、美国卫斯理安大学甘美兰项目的创立者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密歇根大学的威廉·马尔姆（William Malm）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的洛伊斯·安德森（Lois Anderson）等学者也共同努力，推进了民族音乐学项目的发展。1958年，曼特·胡德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院院长，他在印度尼西亚购买了一套爪哇中部的甘美兰乐器，并且从印度尼西亚带回了美国第一位甘美兰教师Hardja Susilo（后来Hardja Susilo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在夏威夷任教直到退休）。曼特·胡德的目标是让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们通过学习，掌握东西方两种音乐文化。美国卫斯理安大学音乐学终身教授苏玛沙姆是一位来自爪哇的民族音乐学家，他认为美国大学教授学生甘美兰并不是要简单地增加音乐种类的数量，而是应该注重怎样教授学生学习新的音乐形式，而且学习甘美兰有助于学生与拥有不同音乐观点的音乐家们进行交流。正如乔迪·戴蒙德（Jody Diamond）女士说的那样，这个项目鼓励学生“模仿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并且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深化学生的音乐领悟能力来促进他们的艺术技巧的提高”。关于两种音乐文化的影响，她认为一些由美国作曲家和音乐教育者如卢·哈里森（Lou Harrison）、杰夫·莫里斯（Jeff Morris）和贾拉德·鲍威尔（Jarrad Powel）等创作的现代甘美兰音乐可以被归为甘美兰的一种新音乐体裁。就这一方面“作曲家可以对印度尼西亚的音乐传统进行模仿、诠释、润色、修改、利用或者是删节”。正如贝克尔（Becker）^[4]所说，这很容易理解，甘美兰在美国的发展与传播不仅仅由美国教育机构的建立所决定，也与作曲家对其严肃认真的态度相关。例如，19世纪30年代后期卢·哈里森创作的现代甘美兰音乐，哈里森在创作中融入了很多的国际元素，无论是创作还是演奏都是由新创制的甘美兰乐器完成的，并且融合了西方和印度尼西亚的音乐元素。追随着先驱哈里森的步伐，其他的一些作曲家也跳出了传统的创作模式，开始创制新的乐器，也创作了新风格的甘美兰音乐，如杰夫·莫里斯和丹尼斯·墨菲（Dennis Murphy）的创作。(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