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民族音乐学家加普·孔斯特（Jaap Kunst）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首次提出“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一名称，并开始建立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和体系。与此同时，中国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教授也提出“东方音乐”这个概念，将中国音乐学家的视野拓展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非西方音乐文化，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包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东方音乐研究人才，如江明惇、陈应时、赵佳梓、沈恰、李民雄、刘国杰等著名学者。赵佳梓教授成为沈知白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个东方音乐专业学生。可以说中国的东方音乐研究学科与西方民族音乐学是同时代的产物，并已经同步并行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两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围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往往喜欢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对音乐本身和音乐环境进行文字描述，而驾驭东方音乐的研究，却需要具有对东方文化的历史、文献、语言和习俗的深刻把握与分析。而这往往是西方主流民族音乐学家目前所欠缺但一直孜孜以求的。可以说东方音乐研究需要更多针对音乐对象的分析，而这种分析的结果和客观性与观察者和分析者的身份没有太大关系。要避免民族音乐学对中国本土音乐研究传统的冲击，我们需要防止脱离自己的音乐本体，在我们的文化里自我“局外化”的倾向。

与东方音乐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学科是“东方学”研究，它是近代西方学者研究亚洲和东北非洲等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综合学科。最初起自16世纪西方传教士、商人等关于中国及东方各国风土人情的记载，到17世纪末，欧洲的一些大学出版了许多东方典籍，并创办了教授东方语言的学校。如著名的维也纳东方语言学校，培养了大批研究东方语言、历史的专门人才。19世纪以后，由于对东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英、法等国相继成立了亚洲学会。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影响的学术团体之一，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于1842年4月7日在麻省的波士顿成立，后迁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1873年国际东方学会大会在巴黎举行，世界许多国家的东方学家出席了大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于1923年倡议发起组织了东方学会，并亲自撰写了学会简章。日本外务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了东方学术协会，替代了原来的日华学会。1948年3月11日东方学术协会更名为东方学会。在东方学研究中，印度和波斯一直是美国东方学会的研究重点。而日本东方学会研究的地理范围除中国之外，还包括朝鲜半岛、蒙古、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亚等国。其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社会、经济、民族、民俗、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

我们现在不知道沈知白先生提出“东方音乐”概念的时候，是否受到世界各国东方学会的影响，但中国东方音乐研究的传统虽然在研究范围上同西方民族音乐学有很多重合，其一直是以科学的态度来探索东方音乐文化的奥秘，分析其音乐结构、文化内涵、哲学思想、民俗风情等，这与东方学注重考证、文献和实际的传统有着更多的联系。

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东方音乐学会曾经是中国最早的音乐学术组织之一，受到过贺绿汀、岸边成雄等前辈的大力支持，成立初期开展过一系列学术活动，编辑出版过《中国民族音乐大系》等学术著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融以新的形式向东方音乐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的音乐学家有责任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范围的传统音乐研究提供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发现。(www.daowen.com)

《东方音乐的体裁与形式》和《东方音乐的历史与观念》两本论文集的出版集中检阅了东方音乐学会第七届年会之前的学术成果。从收录论文所体现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沈知白先生提出的“东方音乐”研究能薪火相传、茁壮成长，在有着悠久的音乐学术传统的国度里结出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

由于时间关系，这两本论文集在资料收集、文字校对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许多早期的油印本论文文字已经模糊不清。吉林艺术学院赵去非老师等同志为论文集的编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在此致以深切的感谢。文集中所有的问题和疏漏均由我本人承担。

本文为《东方音乐的体裁与形式》和《东方音乐的历史与观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2月版）两本书的编后语。原载于《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原标题为“第七届东方音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专栏：栏目主持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