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研究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其国际化上。音乐学发现的科学性和理论价值应该经得起不同国家、学科和语言背景的检验。科学研究中国际合作和对话的重要性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显得尤为突出。陈应时教授是中国音乐学界“文革”以后最早以独立音乐学家身份同国外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日本学术刊物《音乐艺术》上同日本学者东川清一就宫调问题的讨论在日本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在敦煌乐谱问题的研究上他同已故澳大利亚学者Coralie Rockwell以及欧洲“皮肯学派”的学者们进行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建立了终身的学术友谊，也提携了一些国内的年轻学者。许多以英文或日文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扩大了中国音乐学家的国际影响。他在《澳大利亚音乐学》（Musicology Australia）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律学”》（Temperamentology in Ancient Chinese Written Records）^[6]是该杂志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章，甚至是在整个澳大利亚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中国音乐的学术文章。^[7]更难能可贵的是，陈先生除了在乐律学和古谱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之外，还对中国民间音乐的结构形式做过大量的深入研究。由其撰写的一篇论证闽南《梅花三弄》为江南“三六”曲牌之源的论文的英文版于2015年下半年在展艾伦教授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Qupai in Chinese Music：Melodic Models in Form and Practice一书中正式发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