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时教授在中国乐律学和古谱解译研究领域里60年来辛勤耕耘，孜孜不倦，成果丰硕。为表彰其学术贡献和成就，日本小泉文夫民族音乐学基金会将第26届“小泉文夫民族音乐学奖”授予陈应时教授，使其成为继黄翔鹏和沈恰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音乐学家，体现了国际学术界对陈应时先生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别的学术肯定。

“小泉文夫奖”全称为“小泉文夫民族音乐学奖”（Koizumi Fumio Prize for Ethnomusicology），由小泉文夫民族音乐学基金会（Koizumi Fumio Foundation for Ethnomusicology）颁发，该基金会由日本卓越的民族音乐学家小泉文夫先生的遗孀小泉三枝子作为信托人于1989年10月建立，用以表彰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并借此纪念小泉文夫先生。该基金会主席目前为日本著名音乐学家海老泽敏先生。该奖项于每年上半年在世界范围内颁发给一至两个个人或一至两个团体，2014年与陈应时教授同时获奖的还有日本浜松市乐器博物馆。自该基金会1989年首次将奖项颁发给英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John Blacking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团队以来，至今共有34个个人和4个组织获奖。除了陈应时教授，个人获奖者的名单上还包括我们所熟知的William Malm、陈文溪、Bruno Nettl、Steven Feld、Barbara Smith、李辅亨、德丸吉彦、山口修等著名民族音乐学家。

按照陈应时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能在耄耋之年获得“小泉文夫奖”，是自己人生道路上从未预料到的一件事。获得此类国际学术奖项，有时偶然成分可能构成其中的一个原因，但陈应时先生在音乐学研究领域里几十年来通过孜孜不倦、潜心钻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他为推动中国音乐研究学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严谨治学的学术风范为年轻学者所树立的榜样，为这样的国际学术认可提供了必然性。

一般来说，每位学有所成的学者都有着自己经过长期学术实践积累起来的专长、兴趣和治学风格。陈先生长期以来持之以恒地以一种科学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去探索、发现、解释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现状和内在规律。始终秉承一种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手段去探究中国音乐的真理和奥妙。可以说，科学的精神和手段也始终伴随着陈应时先生的学术生涯。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已经有数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陈先生的具体学术成果^[1]，本文就不再赘述。但作为一个自年轻时代起就长期得到陈应时先生无私教诲和帮助的学生，我深感陈先生的治学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总结、梳理、发扬和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待音乐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和他所秉承的一种科学的治学精神。(www.daowen.com)

音乐学研究的功能定位和作用长期以来在国内音乐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音乐学应该服务于作曲，其目的是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提供理论指导和评论总结；有人认为它是人文学科的一个独立分支，可以远离音乐本体去记录研究对象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而实际上，音乐学（musicology）最早在欧洲起源时就是一门科学分支，德国音乐史学家克吕桑德（Friedrich Chrysander，1826—1901）在1863年就提出音乐学应该被看作是同其他科学分支同等的一门科学^[2]。德文中的“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一词的后缀Wissenschaft同拉丁文中的scientia（科学）一样，就是指包括自然和文化现象在内的科学知识。经过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中国音乐以其千姿百态的形式体现了其独特的哲学理念、社会功能和构成元素，为中外音乐学家们留下了太多的未解之谜和大量对中国音乐进行理论总结的宝贵文献。对这些历史资料和文献的总结、利用和解读是中国音乐学家们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中国音乐内在规律和历史现实的发现、探索和求证也是值得中国音乐学家们去穷其一生上下求索的历史使命。这种探索也是推动中国音乐研究国际化发展的重要道路，其研究成果是对真理的发现，对事实的呈现，应该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会因地理、文化、语言、国别和学科名称的差异而改变其学术价值。

科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的手段（scientific methods），科学精神亦体现在科学手段的运用上，而科学手段也是科学精神的重要表现方式。其具体形式一般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进行实验、分析结果等基本环节，这些手段被大量运用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际工作中。陈应时先生长期以来积极拓展中国基本音乐理论的知识体制，探索未知、去伪存真，体现了中国音乐学家的优秀学术品格以及中国音乐研究学派的可贵特色。其科学的研究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