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中国音乐学家来说，一些海外华裔同行的名字如赵如兰、荣鸿曾、韩国璜、梁铭越等并不陌生。但对于活跃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的一位非华裔的中国音乐研究专家——展艾伦教授，许多人就不大熟悉了。然而当我们翻开海外一些民族音乐学专业期刊时，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尤其是研究中国民间器乐的论文出自一位叫作Alan Thrasher的作者的笔下，这个人就是本文要介绍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民族音乐学家展艾伦教授。展艾伦是他的中文名字。

展艾伦教授对中国音乐研究的贡献和他在西方中国音乐研究领域里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事实窥知一二：国际权威的《新格罗夫乐器辞典》中收录有关中国乐器的条目30多条，其中除琵琶、古琴和古筝之外的所有条目均由他一人撰写；美国亚洲音乐学会会刊《亚洲音乐》1991年曾发行过至今唯一的一期中国音乐专刊，展艾伦为该期的特约编辑，所有文章均由他挑选、审阅；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会刊《音乐世界》1985年第1期也是中国音乐专刊，该期的开篇论文就是展艾伦的《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美国出版的一套民族音乐学工具书“诺顿—格罗夫民族音乐学丛书”中的《区域卷》的中国音乐章节也是由他撰写的。此外，20世纪90年代初，当国内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乐种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时，展艾伦教授的一本题为《中国云南楚雄彝族啦哩啰歌舞》的专著就于1991年在美国正式出版了。恐怕最值得提起的有关他的一件事，还是1979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一场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辩论。这场辩论曾引起过西方音乐学界的广泛注意。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方堃先生率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演出团访问英国并参加了在英国达勒姆（Durham）市举行的一个东方音乐节。中国民乐演出团的演出在博得广泛欢迎的同时也引起了展艾伦教授等西方音乐学家对中国传统音乐保存状况的关注，音乐节特地为此举办了一场讨论会。《人民音乐》1980年1月刊发表了方堃先生的一篇关于这场讨论的介绍文章，这篇文章后被翻译并发表在《亚洲音乐》1981年第1期上。该期还同时发表了展艾伦教授的辩论主持人、著名朝鲜音乐研究专家Robert Provine博士的回忆文章。尽管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人们还是会常常提起这场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国际辩论，因为中国音乐在国际学术场合下引起如此广泛注意的机会毕竟不是很多。本文无意重评这场辩论的孰是孰非，但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展艾伦教授和中国传统音乐所结下的不解之缘。而本文所要着重介绍的是展艾伦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在他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对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所做的贡献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初识展艾伦教授是1990年的秋天，他第五次来上海做江南丝竹音乐研究的田野工作。当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做了一场题为“结构主义和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讲座。他所介绍的内容当时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然而我却注意到他对当时国内学者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形态领域里的研究成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我陪同他采访许多江南丝竹演奏家和音乐学家期间，他的虚心态度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对中国同行的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

1995年春天，我有幸得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笔奖学金，前往该校做一个学期的访问学者。这使我有机会对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有更进一步的详细了解。

展艾伦教授早年毕业于美国卫斯理安大学，也就是我目前就读的大学。这所学校是美国最早开设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大学之一，也以最先使用“世界音乐”这个专业的名词而著称。展艾伦教授对中国民族乐器有着浓厚的兴趣，会演奏中国的笛子、唢呐、笙、洞箫等几乎所有的吹管乐器，并12次来内地、香港和台湾进行采风和讲学活动，先后在演奏上求教过管乐演奏家陆春龄、俞逊发、胡天泉、徐超铭等人。他1996年刚刚出版了一张名为《丝竹》的CD，里面结集了他保存多年的在大陆各地采风的录音。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他除了开设了几门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课程外，还开设了一门别具特色的中国音乐合奏课。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门课的水平并不差，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学生都是音乐专业学生，基本音乐素养都很好，并且许多学生都是连续修了好几个学期。另一个原因是温哥华近几年华人移民急剧增加，这些移民中不乏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民乐高手。展艾伦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聘请这些人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业余授课，使师资力量得到了加强。修课的学生除了来自音乐学院外，也有许多来自亚洲系、教育系等其他科系。这些学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选修这门课之前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奏有过感性认识，然而通过这门课许多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位来自台湾的钢琴专业学生甚至改学了民族音乐学专业，跟着展艾伦教授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现正在撰写一篇有关中国琵琶流派的观念的硕士论文。一位民族音乐学专业的西方学生几年下来虽然还不会说汉语，却也弹得一手好琵琶了。靠着学生们的支持和展艾伦教授本人的不懈努力，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学院已经建立起了一支成规模的中国民族乐队。这支乐队的主要曲目还是中国传统民间乐曲，如1995年春季的汇报演出曲目就有江南丝竹《行街》、广东音乐《娱乐升平》、闽南音乐《月宫舞曲》、民乐合奏《紫竹调》以及打击乐合奏《鸭子拌嘴》等。

这门在大洋彼岸开设的中国民乐合奏课使我联想起了我们长期讨论的一个有关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的问题。曾有学者认为中国音乐已经走向了世界，然而我并不这么乐观。我想我们至少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举一个例子，同其他非西方音乐相比，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想学习中国音乐呢？如果同印尼甘美兰（gamelan）音乐比较一下，答案是不乐观的。甘美兰音阶同西方十二平均律训练出来的耳朵几乎是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种带有强烈民族风格的音乐在西方赢得了广泛的欢迎。随着民族音乐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甘美兰音乐的研究和演奏已经成为这门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90%以上开设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大学都至少拥有一套甘美兰乐器或常规的甘美兰演奏课程，甚至一些中学和社区都拥有甘美兰乐队。我从网络上得到的信息是，在美国就有75个正规的甘美兰乐队。而中国音乐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固定开设中国音乐演奏课程的大学在西方寥寥无几，国内许多一流的民乐演奏家在西方也很难靠演出为生。

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把我们的民族器乐向西方管弦乐的方向发展，还是像展艾伦教授那样多做推广中国传统音乐的工作，让我们的民间器乐和乐器走进课堂，赢得普通民众？我认为前一种作法只会适得其反。长期以来我们民乐创作和演奏技巧上的提高，很多都是以追求西方化为目标的。这种做法在提升西方人认同感的同时却失去了个性，其最终结果是使得西方人或者觉得中国音乐缺少个性或者觉得太难，这都是很不利于中国音乐在西方推广的。这是1979年英国与中国传统音乐辩论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展艾伦教授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推广中国传统音乐的做法对我们极有参考价值。目前即使在国内，我们也很难要求音乐院校里的管弦系和钢琴系的学生去选修一样民族乐器、参加民乐合奏课，然而这件事却发生在一个西方国家的音乐学院里，仅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展艾伦教授所做的工作意义深远。(www.daowen.com)

展艾伦教授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这实际上又是一个涉及我们的民族音乐理论和西方民族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展艾伦接受过系统的民族音乐学训练，但他本人的很多研究方法同我们的民族音乐理论很接近，比如他对江南丝竹旋律结构的研究，对八板体音乐的研究以及对云南啦哩啰乐种的研究都与国内的研究方法相似。

从历史上看，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名称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形成的时间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中国人对自己音乐的研究却已有着千年的历史了。但民族音乐学的概念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国内后，就一直与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纠缠不清。但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一致和学科之间的互补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民族音乐理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如只停留在音乐形态层次，显然是不够的。而如果仅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方法使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只停留在研究一种文化现象上，其局限也是很明显的，毕竟中国音乐本身还有许多疑团需要解开。我认为如果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研究非西方音乐的科学的话，那么中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家们理所当然是中国音乐研究的内行。如果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研究音乐社会现象的人文科学的话，那么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成果也理所当然是西方民族音乐学家进入中国音乐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蹊径，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学者的国际交流和对西方学者的中国音乐研究是同样重要的。

展艾伦教授三次促成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星海音乐学院黄锦培教授前往温哥华教授广东音乐，并一直对高厚永、李民雄和袁静芳等中国同行在中国器乐领域里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同他的交谈中，我也发现他对国内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成果非常熟悉，这是他能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里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献记载首次出现在200多年前由西方传教士撰写的杂记中。西方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应该是21世纪初以后的事。这批学者对中国音乐的兴趣往往是由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引发的，并且承袭了很多汉学的研究方法，如注重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解释，注重对中国高文化音乐的研究等。从高罗佩对中国古琴的研究、毕铿对中国唐代宫廷音乐的研究中都可看到这一特点。民族音乐学的兴起才真正使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民间音乐。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如何运用带有很深的人类学烙印的民族音乐学方法来研究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音乐依然是这一学科尚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由此我认为展艾伦教授的经验对中外学者都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原载于《人民音乐》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