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4—17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学术研讨会暨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颁奖大会在宁波大学艺术学院举行。此次年会由中国音乐史学会主办、宁波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宣读论文达百余篇。会议开始前的12—14日，中国音乐史学会在宁波大学进行了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终评阶段的评审，该项评选由中国音乐史学会、文化部教育科技司、《音乐研究》编辑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评委会成员由戴嘉枋、王子初、修海林、郑祖襄、洛秦、陈荃有、郑锦扬、冯长春、明言、喻辉和王清雷组成；评委分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个组，对进入终评阶段的参赛论文按博士、硕士和本科三个组别共评出47篇获奖篇目。

11月15日上午举行的本次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音乐史学会秘书长修海林教授主持，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教授和宁波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喻辉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特约代表刘再生教授和蒲方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做了主题发言：刘再生教授在题为《时代与学术》的发言中，针对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及学者的精神追求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了大师辈出的时代成因，认为以“过去—现在—未来”之探讨与研究为使命的历史学，在中国社会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或许在21世纪下半叶会再次出现大师辈出的盛景；期望在座的青年学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承担起责任，成为时代的精英、希望和曙光。在题为《对汪毓和2012年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认识及思考》的主题发言中，蒲方教授结合这本体现了汪毓和先生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的著作，提出了自己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如何与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紧密“接触”和“融合”，如何把握20世纪中国音乐“迅猛变化”的历史现象，以及音乐史教学的实质等三个问题的思考。随后，学会公布了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获奖名单并进行了现场颁奖仪式，学会副会长郑祖襄和冯长春分别对此次获奖的学生论文按古代音乐史组和近现代音乐史组两部分进行了点评。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会代表们在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两个分会场宣读交流了自己的论文。这些论文同中国音乐史学会前几届年会提交的论文相比，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都有新的拓展，集中体现了近年来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及教学方面的新成果。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王子初在《音乐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重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类型学方法论的问题，认为目前一些音乐考古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类型学作为一种考古学方法论的手段，并没有重视其要实现的目标，类型学方法论的应用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王清雷的《古埙简史述论》从考古实物的角度出发，结合埙的音乐文献，从形制纹饰、音乐性能、演奏方式等方面对7000年来古埙的发展简史做了初步的探讨，对个别埙的真伪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音乐考古的实物和对象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限制，此次会议上陈秉义的《铣琴、渤海琴之寻踪》、孔义龙的《关于中国古代青铜钟一钟单音及双音的设置与应用问题》、别志安的《测音数据印证羊角钮钟非双音钟》、李清的《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乐器的音乐学研究》以及王秀萍的《甲骨文音乐史料初步整理与研究》等文章分别利用作者的地域优势，对作者单位所在地区的音乐考古对象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在考古对象与音乐实际的联系方面，吴修文的《瑟之调弦与柱位》结合考古出土瑟柱及其他相关文献，对文献中瑟调弦、瑟柱进行了论述。操知箴、王清雷的《唐代乐俑述论》则提出通过唐代乐俑了解唐代音乐生活的新思路。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此次会议宣读论文的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这部分的论文基本上可以分为四方面：第一是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杨善武的《从郑译乐议等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看史料的系统解读》试图以郑译乐议的解读为突破口，找到古代史籍所载郑译乐议、笛上三调与蔡元定燕乐调三段涉及两种音阶观念的文献的内在联系，认为从这三段文献的内在联系可以看到我国音乐史上两种音阶观念的普遍存在。康瑞军的《〈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与相关理论问题探讨》以72册《全宋诗》中的音乐资料为素材，分析其类别、比例及其对宋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可以对其中的音乐文献进行“写实”“言事”“写意”的初步划分。黄艺鸥的《中国音乐编年史的理论思考——北宋音乐编年史研究的个案》认为，编年史的叙事方式与史学视角作用于音乐史学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挖掘与整理，而是对音乐史的叙事与重构。石林昆的《〈乐律表微〉的理论律学初探》对《乐律表微》（度律、审音）进行了校勘，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解读。陈伊笛的《〈列子〉音乐言说论释》一文基于列子《冲虚经》中的大量言说研究了列子的音乐观点。罗冬芹的《乐府歌诗题名初考》对《乐府诗集》中乐府歌诗题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并从乐府歌诗题名的概况、乐府歌诗题名研究的变迁以及乐府歌诗题名释义三个不同视角，对“歌、行、曲、乐、谣、舞、操、引、章、调、弄”等11个题名进行了论述。陈怡静的《初识晚明才女叶小纨及其〈鸳鸯梦〉的音乐学价值》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早有杂剧剧本流传于世的女性剧作家叶小纨及其创作的杂剧《鸳鸯梦》进行了研究。荆建华的《“和、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整理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学者们围绕《淮南子·天文训》中“和、穆”而起的各种观点。丁同俊的《“葭灰占律”只是迷信吗？》通过古人运用候气之法来获得求律的标准这一现象，提出了我国古代有没有标准律高的问题。尹蕾的《换个角度看“黄钟”和“大吕”——〈周礼〉中两段文献的非乐学解读》研究了十二律使用顺序中明显的“阴阳”对应关系。

“中国音乐史料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数量不多，仅有潘林紫的《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特点及应用》和刘宇统的《浅论少数民族音乐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两篇。

第三个方面是对近现代音乐史料的研究。此次会议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成果。骆支丽的《音乐传播的历史印迹——20世纪30年代音乐期刊出版及其特征》，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杂志出版史上出现的“杂志年”，认为这一时期音乐刊物的出版引人注目，在整个音乐刊物出版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袁耀龙的《近代北京六份老报纸中的新音乐史料研究》以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辑藏的六份近代（1905—1949年）北京（北平）的老报纸《顺天时报》《京报》《晨报》《世界日报》《华北日报》《益世报》为研究对象，对其记载的相关“新音乐史料”进行挖掘、整理、归纳分析，试图还原近代北京真正的大众音乐文化生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音乐活动，一直是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发展史研究的关注热点，此次会议中有三篇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进行了挖掘整理。刘红梅的《20世纪20、30年代旅沪西方音乐家的演出活动及其历史意义研究》一文通过梳理及分析此期旅沪音乐家演出活动的历史意义，进一步阐释了西方影响下的近代和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的生态面貌及相应对策。陈晶的《上海沪江大学器乐音乐社团研究》介绍了美国浸会创办的沪江大学器乐音乐社团对中西乐器以及器乐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其对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王艳莉的《上海“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的〈读者之声〉为史料》通过对这两份外文报纸的翻译、整理，将其中的《读者之声》专栏进一步分类，为研究战争时期上海城市娱乐文化，梳理战争、政治、革命和音乐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史料。这三篇文章视野独特，展现了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未能予以充分发掘的新视野。

第四个方面是对音乐图像史料的研究。这部分的研究近年来也被很多学者称为音乐图像学，也是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引起不少关注的一个研究方面，此次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有五篇直接涉及该领域的研究。贺志凌的《辽宁地区的音乐图像遗存研究》认为，辽宁地区遗存的近百件音乐图像体现了该地区音乐脉络与历史脉络的一致性，显示了辽宁地区在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联结中所起的纽带作用。王雅婕的《从隋代虞弘墓出土音乐图像看丝绸之路上的粟特音乐遗迹》一文围绕1999年考古发现的隋代虞弘墓出土的音乐图像展开论述，试图解释鱼国的地理位置、虞弘为何人、祆教的乐队组合形式及其音响特征，以及祆教音乐在祭祆礼仪及出行、宴飨等场合的使用情况。毕乙鑫的《听见〈宪宗元宵行乐图〉——图像中的明朝音乐声响重建》一文对《宪宗元宵行乐图》所呈现的明朝元宵节真实的声响面貌进行构想。王金璇的《丝绸之路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古代竖笛出现年代新论》通过丝绸之路上的竖笛图像，对中国古代竖笛的历史出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董营雪的《钲歌，即铙歌也——短箫铙歌乐器考》一文则以宋代之前的音乐文献为基础，以汉代出土的乐俑和画像砖为辅证资料，结合陈旸《乐书》所记载的乐器图像对短箫铙歌的乐器进行了辨析。

古琴音乐作为中国高文化音乐的代表品种，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此次会议在古琴音乐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论述。章华英在《宋朱长文及其〈琴史〉研究》一文中对朱长文的家世、生平、《琴史》的成书时间及编纂体例、《琴史》版本考、《琴史》史料探源以及《琴史》的古琴美学思想与文献价值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杨雅瑾的《琴曲〈梅花三弄〉之早期谱本探赜》对早期流行的《梅花三弄》各结构型谱本的源谱本及其支系谱本做了曲体分析。张倩的《黄景星与〈悟雪山房琴谱〉若干问题探讨》探讨了黄景星的生平、家族、师承关系和琴友等四个方面的相关内容，总结了黄景星在《悟雪山房琴谱》中所提出的主要琴学观点及其对岭南琴派的影响。王乒乒的《“以仕为轴”之宋元明清永嘉琴人现象考辨》一文以所考证的171位琴人史料为据，从社会学角度，对永嘉地区琴人的兴起、社会身份、地域分布展开了梳理。王德埙的《古琴指法的义项》一文列举了作者所称的古琴指法义项，即同样的古琴指谱存在着不同的意义的情况。戴微的《“洗凡”音清　雅歌韵远——一个美国古琴社团的个案研究》以活动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琴社团作为研究对象，从琴社成员的社会身份、习琴经历、擅长曲目、审美倾向、对古琴的认识和理解、琴社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模式、琴社的对外交流模式等不同层面对该琴社进行了深入考查。

历史上的礼乐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有三篇文章同时涉及。杨赛的《汉代礼乐的复兴》研究了叔孙、鲁申公、高堂伯和刘德、刘向等学者对礼乐学传承做出的贡献。李妍静的《论“礼乐”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对礼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礼乐”与现实中今人所想的“礼乐”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杨成秀的《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论述了北宋时期宋仁宗皇祐改乐对雅乐改制的影响问题。

音乐形态是中国古代音乐的实际存在，而关注音乐形态是史学研究确立自己学科特点的重要体现。李玫的《七言句式与音乐结构的对应关系》一文认为，七言歌辞句式所具有的隐形两单元来源于汉魏谣谚，这种两单元结构对旋律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两个相同乐节构成一个乐句的“双生结构”和双乐节形式正是七言句式二分框架在旋律结构上的折射。赵玉卿的《姜白石俗字谱歌曲译谱之节奏研究》梳理了姜白石俗字谱歌曲节奏方面的各种研究观点，提出“一音一拍”“均拍”的观点。于韵菲在《为“官拍”进一解》一文中认为“官拍”乃“均等节拍”之意，南宋俗字谱《愿成双令》为“官拍”曲谱，要打四句均匀节拍，且每句皆为三拍。赵义山的《宋大曲的“裁用”对北曲杂剧和南戏曲体结构的影响》认为，宋代大曲多是对唐代大曲的剪裁使用，正是这种“裁用”使大曲的曲式结构，在遵守其固有程序性的前提下，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自如地运用于杂剧和南戏的搬演。(www.daowen.com)

在古代宫廷音乐和雅乐研究方面，此次会议的成果较为突出，王洪军的《作为音乐机构的西汉乐府相关问题探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作为音乐机构的西汉乐府的新观点，认为秦时已经有了音乐机构乐府，西汉乐府所进行的制礼作乐工作与民歌关系非常密切。许源元的《康乾盛世时期宫廷祭祀乐初探》论述了康乾盛世时期祭祀乐的创制和种类，总结了祭祀乐的特点，并将祭祀乐置于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之中，探讨其政治文化功能。杨丽琴的《唐代雅乐新观念探索》认为唐代雅乐的延续使得我国古代礼乐文明得以传承，通过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促进了雅乐的发展与完善。冯敏的《“胡俗入雅，几度兴废”——北魏宫廷雅乐的沿革初探》一文以《魏书·乐志》中的相关史料为中心，结合其他文献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整个北魏时期雅乐的沿革。易霜泉的《北宋刘几雅乐改制考》聚焦于宋神宗时期刘几改乐的具象历史探究，论述刘几改乐的背景和内容，以及刘几改乐的特殊性及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薛冬艳的《十部乐钩沉及与二部乐之渊源》一文对唐代宫廷乐舞中十部乐和贞观时期二部乐建制关系中“宴乐”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徐蕊的《中声与钟声——北宋雅乐的中声音乐观与钟声实践》以中声与钟声两个概念及其关系为线索对北宋雅乐改制进行解读，试图寻找北宋雅乐改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传统民间音乐是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主要源流，也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此次会议出现了一批对传统民间音乐历史进行研究的论文。陈宗花的《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与20世纪50年代河南戏曲的发展》一文通过对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1956.12.18—1957.1.15）情况的研究，归纳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河南地方戏曲发展的主要成就。张淼的《唐代“曲子”与“民歌”子属关系的浅层探究》一文认为，唐代曲子是民歌的一个下属音乐形式，产生于民歌之中。齐易的《河北弋阳腔昆山腔之历史与今存》介绍了河北省廊坊市王疙瘩、炊庄村目前存在的业余昆弋剧团的情况。陈洁的《包头五当召“嘛呢法会”乐器考察记》、金婧婷的《内敛与哀怨——朝鲜族民谣〈阿里郎〉艺术特征探究》和段文的《论原始佛教音乐观的二重属性》等文章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和宗教音乐的历史与发展。张平的《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时期的竹笛音乐创作回顾》和石一冰的《在扬长补短间的选择——当代专业唢呐改革回溯》则把中国传统器乐放到了中国音乐史发展的视角中进行考察。吴志武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老图书馆发现〈老八板〉更早的原型谱》一文中，介绍了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一份刊刻于1770年的民间器乐谱《弦笛琵琶谱》中，出现了目前所知的《老八板》最早原型的情况。廖松清的《传承的涟漪——鼓亭锣鼓工尺谱相关问题研究》以流行于浙江富阳地区的细乐锣鼓——鼓亭锣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四份鼓亭锣鼓谱本进行分析，梳理了该乐种在当地的流行状况。

“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也是此次年会的预设主题之一，该主题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历程，显示出学科正走向成熟。李方元的《中国音乐史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谈谈当今三种中国音乐史学》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历史与现状、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学科特点和当下转型，以及如何理解作为文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与中国音乐史学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思考。郑锦扬在《回望百年：中国音乐史学的转型与繁荣》一文中提出一百年来（1912—2012年），中国音乐史学转型（尤其在前期）与繁荣（尤其在后期）是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清末民初出现了古代音乐史学向现代音乐史学的转型，并贯穿民国的音乐史学发展之势；繁荣则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达到高潮。修海林的《传统音乐的历史溯源——童斐〈中乐寻源〉述评》论述了《中乐寻源》一书将传统戏乐歌曲以及相关音乐形态的分类框架与古代音乐的历史知识在内容上进行相互结合，呈现“律”“调”“器”“谱”“韵”“歌”六种分类的特点，认为这种特点反映了作者对“中乐”研究内容的独特思考和把握。李淑琴的《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论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立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的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和从大一统的写作模式向着多样化转变的演变过程。陈永的《论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学科任务、学术基础和准备工作》和吕鹏的《现代中国音乐史著述研究》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把握。高兴的《〈中国音乐科技史〉研究体会》则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领域，展示了学科探索的新空间。

此外，有五篇论文涉及中国音乐教育史方面的研究。马东风、杨超群的《口述史与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认为流传在民间的音乐史超越了传统的历史文献与研究范畴，匡正了不少“正史”所不能“证史”的错误。杨和平的《乐教复兴何以成为可能？——由乐教现代复兴引发的几点思考》提出了对乐教复兴问题的新思考。程征的《“世界音乐”视域下高师中国音乐史课程教学的反思》一文借助世界音乐“他者”的文化视角和横向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褚灏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述评》、孙焱的《萧友梅教育思想在广州音专的延续——陆仲任音乐教育思想考察研究》和丁卫萍的《陆华柏在音乐教育方面的贡献》则将音乐史人物研究与音乐教育史研究做了有机的结合。

“汪毓和先生研究”是本次年会预设的一个人物研究专题，除了作为开幕式主题发言的文章之外，还有两篇文章涉及汪毓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生平。程兴旺的《汪毓和音乐评论学术成果的认识与反思》分析了汪毓和先生在音乐评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和历史局限，认为汪先生的音乐评论有注重音乐形态分析、注重音乐社会实践、注重内心长期以来积淀的情感三个特点。田飞的《汪毓和先生生平之补遗以及青年时期在苏州的音乐活动》通过查阅文献和采访，补充了汪毓和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近现代音乐研究方面，陈艳秋的《中国现代音乐史中的歌曲分类现状探析》认为中国现代音乐史教材编写中歌曲分类普遍存在着标准不统一、类别命名不科学的问题，建议应在同一部教材中实现分类标准统一。方立平的《刘天华再研究》一文对刘天华当年改革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功绩做了新的诠释，并对其现当代意义做了分析。汪海元的《民国时期的二胡音乐作品研究》对该时期王君仅、黄锦培、阿伦·阿甫夏洛穆夫三位人们不十分熟识的曲作者的二胡作品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的作品不仅数量上可观，其协奏曲、套曲的体裁形式也是那个时期重要的填补。此外，肖阳的《江定仙与国立音专》、李胜伶的《黎锦光的音乐人生》、毛贞磊的《巫一舟早期音乐活动史料的发现与整理》、计晓华的《情系东北黑土地的作曲家朱广庆》、梅胧文的《浅谈杨荫浏的国乐观及其影响》等文章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人物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葛兆远在《“春蜂乐会”音乐家研究述评及其历史反思》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初在杭州成立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会组织“春蜂乐会”及其音乐家创作的作品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音乐史研究所关注的音乐纵向发展规律往往需要通过横向的地域音乐活动来实现。音乐史的研究也需要通过对区域音乐的研究来进行补充和丰满。此次会议上，李莉的《区域音乐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以广西音乐史研究为例》、李俊的《对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和崔保亚的《“新音乐运动”中的黔西北音乐家及其作品探微》三篇论文的视角体现了区域音乐史研究在整个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此外，在拓展中国音乐史研究新方法和新视野方面，洛秦的《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讨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整合”关系中的“音乐田野”，音乐的历史田野的空间、对象及其工作方法，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的学术定位，以及“叙事”与“阐释”的历史音乐民族志等问题。喻辉的《朱载堉同西蒙·史蒂芬十二平均律理论的文化观念比较》，通过文本比较和分析认为中西在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发现上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思维背景，认为客观比较和研究十二平均律理论发现前后中西音乐实际和理论探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从横向的全球文化环境和纵向的历史发展轨迹来准确理解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和共性。张娟的《知青歌曲变体现象及其成因》一文对知青歌曲流传中的变体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知青歌曲的流传变异既是一个传播现象，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由此将知青歌曲这一特殊的历史音乐现象纳入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论域中。

在16日下午的闭幕式上，修海林副会长对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发言，认为从此次会议宣读的论文可以看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比往届有了新进展，期望着在此基础上的新拓展；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代表下届会议的承办方从宁波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喻辉手上接过了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的会议委托函。戴嘉枋会长在最后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学术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学界的青年学子们寄予了高度期望。16日晚，宁波大学艺术学院特别为会议安排了一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宁波戏曲曲艺演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们展示了宁波地区的四明南词、宁波走书、甬剧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

原载于《音乐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