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音乐研究学科的不断成熟，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音乐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方向及其重要意义也愈来愈为广大音乐学家们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音乐学术会议开始在中国召开。与此同时，国内出版的中文音乐学术期刊在内容和格式上也开始不断规范，均附有英文文章目录和提要。然而，中外音乐学术界在涉及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和方法上的实质性交流依然不够通畅，即使在国际会议上，观点的碰撞、思想的沟通依然不足。中国学者在国内中文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很难在国际音乐学术界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引用。甚至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还需要经过西方学者在西方外文期刊的再介绍，才会引起国际音乐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

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河南舞阳贾湖骨笛被发现以后，中国音乐学家曾对此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但当时大多数成果主要发表在国内的中文音乐期刊上，一直到1999年9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Oldest playable musical instruments found at Jiahu early Neolithic site in China”（《中国早期新石器遗址发现最早的可演奏乐器》）^[1]的“旧闻”以后，国际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才开始对这个发现给予高度关注。该发现立即成为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其中包括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CNN）、《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几乎是一夜之间世界上主要媒体网站都可以下载到骨笛吹奏的河北民歌《小白菜》的音频文件。而中国学者早期对贾湖骨笛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和测音工作也被《自然》杂志的这篇文章重新验证和介绍。

学科研究的价值在于发现，在于将前人的成果不断向前推进。现代社会里，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一个音乐学家如果不对世界各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脉络有非常清晰的了解，就很难写出真正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中国音乐期刊对引文不够重视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作者对别人已经发表过的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在行文中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不加引用，造成相同的观点重复发表，相同的问题重复研究。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除了需要提高作者们的个人学术诚信水准外，也需要用文献学的科学方法使中国的音乐学术信息系统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并使中国的音乐期刊早日进入国际“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迅速提升整个中国音乐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水平。

“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作为一个文献参考数据库，其目的是追踪文献出版的顺序，揭示文献集中与分散规律。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文献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于1960年创建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CI。该系统收录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期刊6500多种，目前该索引已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实力的指标，成为世界科技界密切注视的中心和争相角逐的焦点。拥有该系统的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随后又推出两个非科技领域的文献资料来源索引。一个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也就是通常所说的SSCI，其中收录了2474种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另一个就是“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也就是本文所指的A＆HCI，其中收录了1400种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和人文期刊，包括音乐期刊。虽然西方学术界对这三大检索系统也一直微词不断，但它们所运用的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评审相结合的方法一直是国际公认的反映了包括音乐学在内的基础学科研究水准的代表性工具。

目前国际上重要的音乐学术期刊，主要收录在A＆HCI索引中。到2012年为止，该索引共收录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音乐学术期刊80种。其中既有一些我们所熟知的音乐学术期刊，如《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年鉴》（Yearbook for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音乐学杂志》（Journal of Musicology）、《音乐世界》（World of Music）等，也有一些读者面窄小、针对性很强的专业期刊，如《表演艺术家的病症问题》（Medical Problems of Performing Artist）、《数学与音乐杂志》（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Music），以及社会影响较广泛的流行音乐期刊如DownBeat等。在A＆HCI收录的80种音乐期刊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计算机音乐》（Computer Music Journal）内容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科学，被A＆HCI、SCI和SSCI三大索引同时收录。被A＆HCI和SCI同时收录的音乐期刊有3种，它们是《数学与音乐杂志》、《新音乐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w Music Research）和《表演艺术家的病症问题》。同时被A＆HCI和SSCI收录的音乐期刊共5种，它们是《英国音乐教育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音乐教育研究》（Music Education Research）、《音乐知觉》（Music Perception）、《欧洲音乐认知学会会刊》（Musicae Scientiae）和《音乐心理学》（Psychology of Music）。

从国家分布上看，A＆HCI收录的80种音乐期刊中，有33种来自美国，占全部A＆HCI音乐期刊的40%多，其次是来自英国的期刊，有22种。有8种期刊来自德国，3种来自意大利，2种来自克罗地亚。此外A＆HCI还各有1种音乐期刊分别来自世界上其他9个国家，这些国家是奥地利、瑞士、捷克、斯洛文尼亚、南非、巴西、智利、匈牙利和荷兰。虽然A＆HCI音乐期刊中的英语刊物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斯洛文尼亚语的音乐期刊也都有收录。

需要引起中国音乐学者注意的是，A＆HCI收录的全部80种音乐期刊中，不仅没有一份中文刊物，甚至也没有一份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刊物。虽然我们有理由质疑A＆HCI在音乐期刊收录决定上的权威性，但这个现象至少反映了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那就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出版的音乐期刊目前在西方艺术与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影响力有限，或者说其影响还不足以引起世界一流文献计量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同时国内中文音乐期刊上发表的音乐论文在目前情况下还很难快速引起亚太地区之外的国际同行们的广泛注意。这也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末发现的舞阳贾湖骨笛一直到90年代末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实是，SCI和SSCI里收录的中国科技和社会科学期刊数量已经超过两位数。虽然这两大索引收录的期刊总量很大，但这种明显的对比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实际现状。多年来，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音乐学科的国际化建设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有人为之努力。如：赵如兰教授等人早在1969年就在美国创办了“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并出版英文会刊Chinoperl；随后荣鸿曾等华裔民族音乐学家创办了“中国音乐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usic Research），并出版英文会刊ACMR Report；欧洲学者施聂姐、高文厚创办的“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出版了目前影响较大的国际中国音乐研究期刊《磬》（Chime）。除此之外，美国华裔音乐家、物理学家沈星扬博士也曾于1969年创办了“北美中国音乐学会”并出版英文期刊《中国音乐》（Chinese Music）；中国旅美学者周勤如也创办了期刊《音乐中国》（Journal of Music in China）。在国内，《中国音乐学》和《黄钟》曾相继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编辑出版过一期发行量有限的英文增刊，但未能持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关注中国音乐的英文期刊中至今尚无一份被A＆HCI收录。未被收录的原因非常复杂，因为每种期刊都会有自己的办刊原则，自己的特点、弱点和优势，但期刊是否采用同行评审（peer review）制，所发论文的被引数、刊物发行量、影响力等都有可能成为影响汤森路透公司文献计量学家们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音乐研究学科的国际化建设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中国音乐本体的国际化推广，另一方面需要中国音乐学家对本学科做出更多的原创性贡献，需要我们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与国际同行保持同步，融入国际音乐学研究的学科平台。而培育高质量的国际性中国音乐期刊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途径，A＆HCI的收录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事实上，国内音乐期刊近年来在国际化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音乐期刊论文的格式已经越来越统一，国内各大主要电子数据库中都可以搜索到音乐论文，甚至国外有些音乐学家也开始通过图书馆和网络使用国内的电子数据库。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多数音乐期刊目录和摘要的翻译质量堪忧，经常错误百出，这种状况使期刊很难得到西方学术界同行的尊重，许多甚至不如取消英语目录。创办一份国际化的英文音乐期刊并争取被A＆HCI收录，需要大量的国际化音乐学人才，而目前国内音乐学界这方面的人才依然严重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中国音乐学科的国际化建设进程。(www.daowen.com)

在音乐学研究国际化建设方面，也许一个仅有400多万人口的欧洲小国克罗地亚的现状值得我们思考。克罗地亚音乐学学会（Croatian Musicological Society）是在克罗地亚1991年从南斯拉夫独立以后成立的。就是这个目前仅有200多名会员的音乐学术团体会同克罗地亚科学和艺术学院的克罗地亚音乐史系共同主办了两份被A＆HCI收录的音乐期刊。一份是克罗地亚语的Arti musices，该期刊主要发表同克罗地亚音乐有关的研究论文。另一份是《音乐美学和音乐社会学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Aesthetics and Sociology of Music），这是世界上音乐美学和音乐社会学两个学科在三大索引中唯一被收录的音乐期刊。克罗地亚的音乐学研究源远流长，早在1877年就出现了一份以一位基督教传奇乐圣名字命名的音乐期刊Sv．Cecilija（St．Caecilia）。虽然该刊物出版数年后也经历过短暂的停刊，但复刊以后，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中断过出版。最终是在南斯拉夫时期因为意识形态和民族统一政策等问题才被迫停刊^[2]。

在目前整个亚太地区尚无一种A＆HCI收录音乐期刊的情况下，一个欧洲小国克罗地亚能够同时拥有两份A＆HCI收录音乐期刊，这可能一方面受益于该国源远流长的音乐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得益于其便利的地理、文化和历史优势。自然和人文优势同时赋予了克罗地亚音乐学研究融入国际化进程的许多便利条件。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目光已经逐步转向中国，信息时代的到来带给我们难得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音乐学家将以自己的智慧和不懈努力，继承中国古代深厚的音乐学术传统，推动当代音乐学研究走向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国际化的新时期。

原载于《人民音乐》2013年第2期。

【注释】

[1]Zhang，Juzhong，Harbottle，Garman，Wang，Changsui，＆Kong，Zhaochen.Oldest playable musical instruments found at Jiahu early Neolithic site in China.Nature，1999，401（6751）：366⁃368.

[2]Majer⁃Bobetko，Sanja.Croatian musical journal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nd the musical criticism.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Aesthetics and Sociology of Music，1992，23（2）：17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