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收到国内好友来函，得知《安徽庐剧》刊物创刊的消息，甚为欣喜。认真对待编辑部来函约稿，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因为长期在庐剧表演团体工作过，我对庐剧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相信《安徽庐剧》刊物的诞生不仅仅对广大庐剧艺术家、专业和业余庐剧工作者以及民间庐剧从业人员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对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于20世纪中叶产生于美国，它继承了欧洲学术界历史更为悠久的比较音乐学的传统和研究对象，同时吸取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由于多元文化的关系，自民族音乐学诞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心，其学术重镇主要包括东岸的卫斯理安大学和西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到我国的，由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罗传开教授从日文资料翻译引进。应该提及的是当时的安徽省艺术研究所配合罗传开教授做了大量工作。罗先生曾经是我的老领导，亦师亦友，他多次和我提及当时安徽省艺术研究所提供帮助，他才可以把自己的那些翻译成果印刷发行。在民族音乐学通过日本传到我国之前，我国的学术界已经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队伍，并有了大量的学术成果。20世纪30年代的王光祁先生是第一个前往欧洲学习比较音乐学的亚洲学者。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欧洲的比较音乐学和源自美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是有多个交汇处的，庐剧也就自然被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学者关注过。

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庐剧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学校图书馆和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室都收藏过许多早期出版的庐剧唱片和录音资料，包括“西路”“中路”和“东路”三种庐剧风格的音响资料。上海音乐学院最早专门从事地方戏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是滕永燃教授，他在20世纪50年代从作曲系转行研究中国地方戏曲。当时因为民间音乐资料匮乏，他经常陪伴贺绿汀院长去全国各地进行采风录音工作，收集过包括庐剧在内的大量地方戏曲音响资料，和安徽音乐界的许多学者有过私交，对庐剧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我们经常谈到庐剧，可惜的是由于他本人主要关注研究过程中的田野作业这一环节，他并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庐剧的文字材料。

记得是1993年的秋天，滕永燃先生来找我，说王照乾先生告诉他一位德国音乐学家马上要从安徽来上海，需要找我商谈一些关于庐剧研究项目的问题。这个德国学者就是德国哥廷根大学音乐系音乐民俗学（music ethnology）教授鲁道夫·布兰德尔（Rudolf Brandl）博士。

布兰德尔博士是海外学术界第一个把庐剧纳入研究视野的音乐学家。他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学习音乐学、非洲民俗学和哲学，并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过小提琴和作曲。1972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比较音乐学博士学位。他首次来到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随德国下萨克森州代表团访问合肥。当时他的首要研究项目是徽州的傩戏。在研究傩戏的过程中他对庐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曾经几度前往肥东和肥西等地对庐剧进行过采风，收录了大量第一手音响资料。

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住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布兰德尔博士本人并不懂中文，每次来中国都是由他的中国学生陪同，开销从他的研究经费中支出。我当时是上海音乐学院唯一懂庐剧的音乐学家，他很高兴能遇到一个可直接用英语交流的同行。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送给我他在安徽采风的一套完整的录像资料，当时是盒式录像带。我也送给他一些我们音乐研究所和上海音乐学院留存的庐剧资料。当时我们商定就庐剧这个项目通过上海音乐学院和哥廷根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经费打算通过在上海的大众汽车文化基金会和德国的一个亚洲基金会筹措。陪同他的一个哥廷根大学汉学院的中国学生也很高兴地说如果这个项目启动，庐剧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学术热点。可惜的是他回到德国几个月后，我就被美国卫斯理安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从自己事业的长久发展考虑，我只得舍弃与德国方面正在酝酿的合作研究计划，前往美国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

在国外十几年的求学和工作生涯里，除了在我就学的卫斯理安大学，我还先后去过许多其他学术机构进行讲学和从事学术研究，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音乐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以外的学术机构，在这些大学的讲坛上，我数次介绍过安徽的庐剧艺术，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布兰德尔博士在安徽的一些庐剧采风录像，于2001年在德国哥廷根发行，其中包括他1990年在肥东采风时录制的实况演出《借罗衣》《罗帕记》和1988年录制的《镜园梦》。三套均为当时肥东一带业余庐剧团的实况演出，录像均附有翻译后的歌词和对白。除此之外，布兰德尔博士还一直在从事着一个关于庐剧、黄梅戏和昆曲的比较研究项目。

在具体的庐剧学术研究方面，我用英文写作的《中国音乐政治经济学》于2001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UMI中心发行，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版权收藏（版权注册号TX 5⁃280946）。书中我以庐剧为例说明中国政府支持下的剧团表演体制对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以及民族音乐学中音乐风格变化的问题。这是在海外的英语学术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庐剧的完整介绍。(www.daowen.com)

第二本有关庐剧的书是用德文写成的，2007年出版。书名为《安徽的地方戏（庐剧）：历史，文学和社会剖面》（Das lokale Musiktheater in Anhui（Luju）：Historische，literar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Dimensionen），作者为德国蒂宾根大学汉韩研究所的单坤琴，她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曾经研究过《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她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介绍庐剧的。除此之外，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戏剧研究专业副教授克莉丝汀娜·尼格林（Christina Nygren）于2000年出版的比较戏剧著作《鬼神，将军和华丽女神：当代日本和中国的走动戏剧、宗教节日和流行娱乐》（Gastar，Generaler och Gäckande Gudinnor．Resande teatersällskap，religiösa festivaler och populära nöjen i dagens Japan och Kina）中也几次介绍过安徽庐剧的情况。

哥廷根大学的格林德·戈尔德（Gerlinde Gild）博士曾经在文字方面配合布兰德尔博士做过许多工作。她的文章《“庐剧”：安徽的地方戏以及〈镜梦园〉的剧本翻译》收在布兰德尔博士出版的许多图书和音像资料中，其中包括《安徽地方戏档案》《中国地方戏档案》。

庐剧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理和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具有特定艺术价值的艺术表演形式。庐剧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它独具风格的艺术表演形式上，一方面表现在它所代表的一种历史和地理文化的深厚积淀。

当代庐剧艺术的现状在中国的戏曲发展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我将其称为地方戏曲剧种的二元结构。本来没有“庐剧”这个名称，是安徽省委1956年决定以“庐剧”命名原来存在的民间戏曲品种“倒七戏”，并对庐剧的整个表演体制、表演方式和剧目进行了改造，才有了这个名称。这种改造为庐剧从业人员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经济来源，改变了“倒七戏”原来的面貌。然而传统的“倒七戏”或者“业余庐剧”没有因为专业庐剧的存在而消亡。“文革”以后，专业庐剧和业余“倒七戏”在城市和农村两条道上平行发展，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倒七戏”和庐剧从文化上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倒七戏”原本是一种“低文化（low culture）”艺术品种，从业人员社会地位低，被斥为“淫唱倒七”。与此社会地位相适应的是“倒七戏”的表演形式、演出结构和音乐形态，它的观众面和活动场所基本是在广大村镇，演职人员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必须依靠市场求得生存。而“庐剧”从它被命名起就被打上受政府支持和管理的“高文化（high culture）”烙印，活动范围和观众面基本上是在城市剧场，演职人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稳定的经济来源，表演形式上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精雕细琢，在政府的支持下经常可以不用进行市场化运作和成本核算。

“倒七戏”的传统表演形式是一种即兴式的演出过程，并无乐谱。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融为一体，这样就节省了演出和排练成本，定完曲牌后很短时间内就可以演出。演员时常兼负表演和即兴创作的双重任务。而专业庐剧团成立以后，专业作曲人员把乐谱提前写在纸上，演员必须背下乐谱才可以登台演出。对专业剧团的老艺人来说，他们的即兴演出能力受到了剥夺，即兴创作欲望受到了压抑和限制。而对专业创作人员来说，演员不能够准确地按照乐谱演出是对艺术创造的一种干扰。这种情况在许多专业庐剧团体都存在过。究其原因就是庐剧二元结构的存在，人们忽略了“高文化”的专业庐剧和“低文化”的传统“倒七戏”之间的区别。因此庐剧研究应该通过两个领域深入探讨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是对“倒七戏”的传统、历史经验和艺术形式的总结，二是对专业庐剧前景的探讨和展望。

庐剧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现状；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基础。它通过剧目、音乐、表演形态深刻地反映了庐剧流行地域文化中上千万人口的文化精神面貌、人文思想和社会转型状况。研究庐剧是研究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研究庐剧艺术表演形式所反映出来的人们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文化积淀、经济结构和社会变迁。近年来虽然专业庐剧表演团体的演出市场面临萎缩，但我们从传统“倒七戏”演出活动蓬勃的生机中看到这个文化传统面对逆境的百折不挠，看到了“倒七戏”生命之树的长青，看到了即将来到的庐剧艺术的又一个春天！

原载于《安徽庐剧》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