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克莱顿与黎锦晖的关系问题简析

克莱顿与黎锦晖的关系问题简析

时间:2023-11-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甚至关于克莱顿演奏过黎锦晖作品的说法也只是琼斯的一厢猜想,后被其他学者进行了延伸和发挥。关于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的关系,以及克莱顿将中国爵士乐带到美国的全部资料目前均来自琼斯的叙述,而他的叙述,又完全源自《爵士世界》中一段话。关于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的交集,目前能够证明的仅仅是两人1934—1936年期间均在上海生活,并几乎同时于1936年年初离开了上海。

克莱顿与黎锦晖的关系问题简析

克莱顿并不是最早在上海活动的美国爵士音乐家,在克莱顿之前美国爵士音乐家Whitey Smith于1922年便来到了上海生活;把克莱顿带到上海的爵士音乐家Teddy Weatherford也于1926年前后来到上海,后期前往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演出和生活。然而,克莱顿是这三个知名爵士音乐家中后期最为成功的一个。由于黎锦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作的大量“时代曲”中糅进了一些爵士音乐的元素,中外学者们很自然地将克莱顿同黎锦晖直接联系起来,并推测两人之间曾经进行过密切合作。[28]

如果历史真的出现我们所希望看见的一幕,一位著名的美国爵士音乐大师在其事业发展的早期在上海同黎锦晖进行密切合作,启发了黎锦晖的爵士音乐创作,然后又将黎锦晖的爵士风格音乐介绍到美国,那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又因为涉及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黎锦晖、聂耳、萧友梅等人之间的关系而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史上一段横跨中西、引人入胜的佳话,更使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直通世界音乐研究。

但历史却经常是由遗憾构成的,故事和联想最终是需要经过史料的验证才能成为史实的。虽然黎锦晖从1934年开始在扬子酒店进行爵士乐的演出和改编,在时间上同克莱顿来华的时间正好重叠,但目前交叉印证的结论并不支持两人曾经有过任何实际接触。甚至关于克莱顿演奏过黎锦晖作品的说法也只是琼斯的一厢猜想,后被其他学者进行了延伸和发挥。关于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的关系,以及克莱顿将中国爵士乐带到美国的全部资料目前均来自琼斯的叙述,而他的叙述,又完全源自《爵士世界》中一段话。这段原话并不长,现翻译如下:

“我们发现这份新的工作要求我们演奏中国音乐,于是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演奏。我选出了当时最为流行的一些中国歌曲,经过几次排练,我们的演奏就像已经演奏了很久一样。中国音乐除音阶之外和我们自己的音乐没有太大差别,只要能够把它写进美国的音阶,就可以演奏了。”[29](www.daowen.com)

琼斯认为克莱顿所演奏的“几乎肯定”(almost certainly)是黎锦晖的作品[30]菲尔德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没有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补充资料予以说明[31]。我认为仅仅用这一段文字来推测克莱顿演奏过黎锦晖的作品并和黎锦晖直接进行过合作显得有点牵强。从黎锦晖目前留下的文字中我们完全找不到关于克莱顿这个人的只言片语。黎锦晖创作爵士风格的“时代曲”是在1927年前后,而此时的克莱顿只有十几岁,尚未来到中国。而克莱顿上述这一段话的重点是他用将中国的音阶(五声音阶为主)嵌入爵士音阶(七声音阶为主)的办法来演奏中国音乐。所说的中国音乐很可能是任何中国知名的传统音乐旋律,不一定就是黎锦晖的作品。而他用嵌入中国五声音阶的办法进行自我创作的可能性更大。《爵士世界》全书也没有提到过黎锦晖这个名字,甚至没有提到过任何中国作曲家、音乐家或其他娱乐界人士。克莱顿甚至说他在上海期间除了学会叫黄包车外,没有学会一句中文。因为在他看来中文太难了,而且又有那么多的方言存在。《爵士世界》一书中提到的中国人除了宋美龄、宋霭龄等上层人士之外就是车夫、裁缝、厨师等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下层劳工。从堪萨斯大学图书馆所留下的文字和照片资料中,我们发现他当时交往的几乎全部是上海的国外侨民,甚至他在逸园跑狗场舞厅和前美国水手Jack Riley斗殴事件的索赔案也是由在上海的美国法庭进行审理。

在那次斗殴事件后,克莱顿被逸园跑狗场舞厅借故开除,去了另一个舞厅Ladow's Casanova。他提到这个Casanova不如当初的逸园跑狗场(Canidrome)高档。琼斯更进一步推测Casanova是一个供小市民阶层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32],在这里他必须接触中国小市民阶层的音乐趣味,于是开始演奏黎锦晖的音乐。弗里德也将Casanova描述成是一个华人中产阶级、显贵、外国水手和士兵常去的地方[33]。但根据老上海的英文报纸广告分析,Casanova并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本土化的娱乐场所,它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以租界外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与中国民众相对隔绝。这里顾客以侨民为主,语言以英文为主,餐饮也是西餐。根据其刊登的许多广告,这里主要演奏西方音乐,而广告本身也主要是在外文报纸上刊登。

在中文出版物中,关于克莱顿将黎锦晖的中国化爵士带到美国的说法也多注明引自琼斯的著作,但我从琼斯的英文原著和台湾的中文译本中均没有找到相关文字[34]。《爵士世界》全书也从来没有提到克莱顿在西方任何场合演奏过中国的爵士音乐。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我们找到确凿的史料之前,还只能将它看成是一个猜测或者是一个愿望。目前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资料中,我们都找不到可以证明两人曾经相识、相知的证据。关于克莱顿和黎锦晖之间的交集,目前能够证明的仅仅是两人1934—1936年期间均在上海生活,并几乎同时于1936年年初离开了上海。克莱顿于1936年3月前后离开上海返回洛杉矶,黎锦晖于5月前后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随后去了江西。两人同时在上海期间,一个在租界娱乐侨民,虽然同宋美龄、宋霭龄等有过接触,但只是一个高级演奏艺人;另一个多年以前已经是一位有着显赫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的作曲家、艺术管理者。黎锦晖年长克莱顿近20岁,几乎不是同一代人,在语言上也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障碍。虽然两人同时在上海生活过两年,但遗憾的是他们很有可能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演绎出一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一段中国爵士音乐发展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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