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白俄和欧洲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逃亡到上海这个体现了包容和多元文化的国际化都市。与此同时，一位优秀的美国黑人音乐家和他的乐队也在这里生活了两年。这个历史背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来到上海的目的是否也是躲避某种迫害，更直接地说就是躲避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包括琼斯在内的一些学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琼斯提到来到上海使克莱顿最终得到了因为肤色原因而不能够在自己国家得到的那种尊重和认可^[12]。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是可以从克莱顿自传中寻找到最终答案的。《爵士世界》的第二章详细叙述了克莱顿来中国之前在美国生活的细节。克莱顿提到其演出生涯在洛杉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由于舞厅领班奢赌，克扣工资，以致最后关门，克莱顿乐队的伙伴们陷入了生存也难以为继的境地，乐队被迫进行重组并选举新的领队。在这次重组中，23岁的克莱顿人生中第一次担任了乐队的领队，并同时承担了带领大家谋生存的重担。然而由于美国经济从1930年开始陷入了大萧条，生活非常困难，他们每天早上10点出发到晚上六七点找遍了洛杉矶所有舞厅，寻求工作机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尝试去说服街头卖热狗的摊主，希望能够在热狗摊旁演奏，增加热狗的销售量，再进行销售分成。然而热狗摊主并不领情，这个尝试也不成功。就在近乎绝望的时候，一直在上海和其他亚洲城市活动的美国爵士音乐家Teddy Weatherford从上海回到美国，为逸园跑狗场舞厅寻找爵士乐队去上海演出。因为乐队的小提琴手Joe McCutchin和Teddy Weatherford多年前曾有过私人交情，克莱顿的乐队通过象征性的试唱便得到了去上海的机会。在启程前往上海之前，杜克·艾灵顿在好莱坞为克莱顿主持了婚礼^[13]。在第二章的整篇叙述中，没有提过他们在洛杉矶遇到任何种族歧视。反而在其到达上海后两次受到美国白人的种族歧视，一次是在上海街头被美国白人流氓砸砖头寻衅滋事^[14]，另一次是在逸园跑狗场舞厅受到前美国水手Jack Riley的挑衅，然后整个乐队参与了斗殴，造成很大影响。Jack Riley被打伤后将克莱顿告上法庭索求赔偿，甚至宋霭龄本人也作为见证人出庭^[15]。虽然最后法庭没有判决赔偿，但克莱顿为此丢了饭碗，不得不离开逸园跑狗场舞厅，在Ladow's Casanova舞厅开始了新的演出生涯。

克莱顿提到，在中国的两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生活似乎从上海才开始”^[16]。克莱顿从一个在洛杉矶向热狗摊主讨生活的落魄者变成了上海上流生活的见证人，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百万富翁^[17]。逸园跑狗场付给他们的工资为每位乐队成员每周50美元，克莱顿每周100美元。而当时上海一套手工缝制的西服的价格为15—20美元，一个佣人一个月的工钱仅为3美元^[18]。因此，应该说克莱顿来到上海生活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生活的窘迫是他和他的乐队不得不离开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洛杉矶而来到上海的原因。如果说克莱顿同其他侨民音乐家一样也是因为避难而来到上海，那他躲避的也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当时美国的政治或种族迫害。(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