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德的“功能加忠诚”概念在《翻译中的文本分析》一书中首次提出（1988/1991：28-30）。当时她主要是针对霍斯-曼特瑞有关翻译的论说。霍斯-曼特瑞把文本视为实现交际功能的纯粹工具，认为其固有的价值完全从属于其目的，译者只需对目的环境负责，目标文本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文。诺德则认为自由重写（free rewriting）不属翻译的范畴，因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她称这一责任为“忠诚”（loyalty）。

诺德把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因此，她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建立在两大基石——功能加忠诚之上。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忠诚原则限制了某一原文的译文功能范围，增加了译者与客户之间对翻译任务的商议。诺德说，忠诚“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目标两方面，但不能把它与忠信的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忠信（Fidelity/faithfulness）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997：125）。功能加忠诚是诺德的独特的翻译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她的理想。

下面引诺德（Nord，1997：126）的两个例子^[2]，看看诺德如何解释其功能加忠诚的翻译模式。

例1.尼加拉瓜牧师恩尼斯托·卡丹奴（Ernesto Cardenal）在1959年古巴大革命后首次踏足古巴，之后写了一本书叫En Cuba，书中表现了他个人对古巴社会的政治倾向。他在书中对费多·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政府所带来的变化极感兴趣。他的个人观点表露无遗，即使读者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会被其感染。这本书的德语版本于1972年出版（书名为《在古巴》，译者是Bericht einer Reise），给人感觉却是对作者的旅程做了一般而客观的记录，其中还不时提醒读者，“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

例1 的要点是，译者改变了原文的调子，把原作者读古巴大革命的浓厚兴趣降调为客观描写，译者有时甚至持批评态度。译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改译呢? 诺德分析，70年代初，出版商大多都不敢把一个“亲共产主义”的作者呈现于德文读者面前。因此，从出版商的角度看，上述翻译是颇为功能性的。然而诺德不能接受这一译文，因为译者把“原作者和译文读者都蒙骗了”（Nord，1997）。一般说来，读者相信原作者名下的译作就必然表现原作者的观点，原作者也期望译作会重现他在书中所展示的观点。因此，读者会以为原作者对卡斯特罗政权抱有批判性的态度。

那么，当出版商把商业因素放在第一位考虑，译者该如何做呢? 诺德建议，译者可以与发起人讨论，用一些篇幅告诉读者关于原文的背景，或是用几行介绍性的文字，让译语读者明白他们读的是翻译作品，或甚至可以基于道德理由而拒绝做这样的翻译。(www.daowen.com)

这就是诺德的忠诚原则：当发起人、译语接受者以及原文作者三方有利益上的冲突时，译者必须介入协调，寻求三方的共识。然而，诺德有时又违背她自己的“寻求三方共识”的“忠诚”原则，主张译者改写某些翻译单位而不用征求原作者的意见。

例2.在一本关于教育哲学的课本中，西班牙语作者尖刻地形容某人的观点立场是“papa vomitar”（使人作呕）。而德语译者决定在未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此说法改译，使其符合德语教科书的常规。她仅用在德语中表示“几乎受不了”的短语来翻译原文。

诺德赞扬上例的译法很得体，既“接近原文情感而又不失原作者作为一名严肃学者之风度”（1997：127）。诺德分析，如果译者事先征得原作者意见，原作者可能会坚持要直译他的观点，因为原作者在其语言环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种威望给了他一种“侃侃而谈”的特权。但是在目标语文化中，译者的责任是使作品能被恰当地接受，她必须考虑目标语文化群体的期望。

为什么诺德有时要求译者考虑原作者的观点，有时又赞同改变原作者的评价用语呢? 诺德这样解释，在目的论这个普通模式中，忠诚是一个空位（empty slot），由每个特定的翻译任务所涉及的文化及其所奉行的翻译理念来实现。如果译语文化一般认为译文应是对原文的直译复制，译者就不能够毫无理由地意译。译者有责任协调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协调绝不是把某种文化理念强加于另一种文化群体。译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种种期望，虽然并不一定要按照读者的期望去做，但是在道德责任上，译者不能够欺骗读者。诺德也承认，要准确了解读者对译文的期望也不容易，因为此方面仍然欠缺广泛的实验式研究。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译者必须依赖于自己的推测及从客户与读者那里得到的少之又少的反馈信息来决定翻译策略（199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