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特·霍斯-曼特瑞（Justa Holz-Mänttäri），是德国籍芬兰专业翻译家、翻译学者以及培训专业译者的翻译教师。她是一位论著颇丰的理论家，可惜的是她的著作极少翻译成英文，因而未能让更多人了解她的理论。在翻译理论方面，霍斯-曼特瑞是一位比较前卫的人物。早在1981年，她在其著作《翻译行为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几乎不使用“翻译”一词。诺德这样评述她：“这使她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翻译'一词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读者对‘翻译'一词的期望值”（Nord，1997：12）。在她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Nord，1997：13），其总称为“翻译行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这些信息由专家培养出的信息传递者发出。

诺德（1997：15-26）曾用一章的篇幅论述“翻译与行为理论”，其中主要是以霍斯-曼特瑞的理论为线索。基于霍斯-曼特瑞的理论，诺德把翻译区分为几种行为形式：文化交流互动形式、人际互动形式（这一互动过程包括发起人、委托人、译者、原作者、目标文本接受者、目标文本使用者）和文本处理行为。她指出，行为指的是行动的过程，是指有意图（或随意）地引发或阻止世界（本质上）发生变化。因此，行为可以界定为故意改变某种事态使之转变为另一种事态。如果行为理论应用于分析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因的案例时，行为理论就成了一种互动理论。

诺德还举例说明了行为理论对翻译的解释作用：

（1）琼斯女士是一位专业翻译，现住在西班牙。她的母语是英语，到西班牙居住之前，她曾在新加坡生活了多年。有一天，有一名叫夫兰诺的人来向她咨询。夫兰诺要给新加坡的一个公司写一封求职信却不懂英语。他已用西班牙语起草了一封信，希望琼斯女士能将其译成英语或汉语。琼斯女士与夫兰诺简单聊了一下，记下他和新加坡公司的名字与地址，并向他索取了一些官方信纸。双方定下了交稿期、报酬等等。（见

Nord，1997：15）

（2）一位在伦敦旅行的德国游客向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士问道：“Entschuldigen Sie bitte，k önnen Siemir sagen，wo die Nationalgalerie ist？”那位女士耸了耸肩示意她不会说德语。一个过路人碰巧懂德语，告诉她：“他问您到国家艺术馆怎么走。让我跟他说吧。”然后转向游客用德语解释该坐哪路公交，该在哪里下车等。游客听后，对过路人说道：“Danke!”接着对站在一旁不做声的女士说道：“Sank you!”说完就朝着过路人所指的方向走去。（见Nord，1997：15）

诺德对翻译行为这样解释，在例（1）中，琼斯女士很可能是建议夫兰诺把信交给住在她附近的同事王先生翻译成中文。由于在新加坡住过一段时间，因此她明白在夫兰诺要写信去的那样的小公司里，员工的英语一般不会十分流畅。尽管琼斯女士没有对信件进行实际翻译，但她在提供建议的同时已经在充当翻译的角色。要解释清楚其中的差异，我们先得区分两个概念：“翻译行为”（翻译人员实际要做的所有事情）和“翻译”（译者在翻译文本时所做的事情）。在例（2）中，一个过路人为一位德国游客指路。由此可见，翻译的媒介作用并不只是通过字面翻译才得以发挥。事实上，译者所做的也并非都是书面翻译。翻译促进了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际，填补由于文化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言语、非言语行为、期望、知识与观点等方面的空白，使得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有效地进行交际。

霍斯-曼特瑞根据交际理论与行为理论，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的模式。在她这个模式中，语际翻译被描述为“源于原文的翻译行为，是一种涉及一系列角色和参与者的交际过程”（见Munday，2001：77）：

发起人：需要译文的公司或个人;

委托人：联系译者的人士;

原文作者：公司内撰写原文的人士，他/她不一定参与译文的生产过程;(www.daowen.com)

译文生产者：译者;

译文使用者：使用译文的人，例如把译文用作材料或把文学译作出版销售;

译文接受者：译文的最终接受者，例如课堂上的学生或购买文学译作的顾客。

翻译行为理论所说的交际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上所说的翻译过程。人们常说的翻译的过程，“是（译者）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理解、表达和校核三个阶段”（张培基等，1980：9）。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过程只有译者一个人在操作，历史上大多数翻译可能确实如此。而翻译行为理论把视野拓宽到译者以外的许许多多人甚至是机构，而且视翻译为一种目的明确、重视结果的人类交际行为，认为翻译过程主要是传递信息以进行跨文化交际。

霍斯-曼特瑞（1984：109f，见Nord，1997：20）曾经对发起人和委托人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发起人是指需要目标语文本的人，而委托人则是指要求翻译人员根据某一特定目的或人群对源语文本进行翻译的人。委托人通过提出使用某一特定文本模式或术语而可能影响到目标文本的生产。用诺德的话来说，“发起人是启动翻译过程、根据译文的目的而拟定翻译步骤的人、组织或团体”（Nord，1997：20）。

曼迪认为，“霍斯-曼特瑞的理论的价值在于她把翻译（至少是非文学的专业翻译）放在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讨论，而且包括了译者与发起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Munday，2001：78）。克里斯汀娜·沙夫娜（Christina Schäffner）也称赞“霍斯-曼特瑞的翻译行为概念适用于所有种类的翻译，可指导译者做出所有的决定”（1997：5）。

翻译行为理论非常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这就意味着译者有较大的自由度去决定如何使译文能在目标文化中恰如其分地起作用，也意味着原文的地位从中心走到边缘。霍斯-曼特瑞在分析翻译的具体操作时指出，分析原文只是为了了解它的“结构与大概的功能”（Munday，2001：78），译文接受者的需要才是译者关心的焦点。也因为这一点，诺德曾批评曼特瑞无视原文，视功能高于一切，给予译者太大的权利（Nord，1991：28）。

有学者（Munday，2001：78；Newmark，1990：106）批评霍斯-曼特瑞的翻译行为理论有两个缺点：一是术语多；二是在具体的分析中没有真正重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纽马克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霍斯-曼特瑞等人把一般的翻译理论“夸大为翻译行为理论，把目标变为目的，变翻译为翻译行为，机会成为授权（commission），读者成为消费者，译者成为职业专家“（见Nord，1997：114）。

诺德（Nord，1991：28）也承认，纽马克的批评是中肯的，因为德国学者确实有爱用术语的传统。此外，术语也反映了德国大学中翻译研究的特点，研究者的主要兴趣既不在翻译行业的实用方面，也不在翻译教学。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翻译从业者及教师的霍斯-曼特瑞和弗米尔，试图通过选择有关经济或工业背景的词汇来强调目的论的实用性。但是，诺德也不得不承认，霍斯-曼特瑞的作品中的术语并没有起到推广该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