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科技大学（现与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合并为曼切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是英国最活跃的一个翻译研究机构，拥有一个相当大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莫娜·贝克一直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作为该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着这个大型的翻译英语语料库，她的研究兴趣之一就是利用语料库研究各种翻译的特点，包括研究译本的特征以及不同的译者的文体与风格。

以往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借用文学和语言学两个领域的理论，把文体与原作或原作者联系在一起，极少有人研究个别译者或译者群体的文体。其主要原因是，翻译活动在传统上被视为一种模仿性的活动，而不是创造性活动。贝克（2000）则认为，正如手拿一个物体一定会留下手模一样，译者生产出一段译文时，也一定会留下个人的“痕迹”。近年来，不少翻译理论家（参见Venuti1995， 以及近年来有关女性翻译策略的文献）呼吁，译者要在译文中“显露”得多一些；也有一些学者曾探讨过译者在译文中的“显形”或留下的“痕迹”，其中赫曼斯（Hermans）是在这方面做过努力的学者之一。赫曼斯（1996：27）指出，翻译中的增译法清楚地表明“在译本中有另一个声音（other voice），即译者的声音”，其实译者的声音出现在译文的字里行间，只是“有时可能完全隐藏在叙述者的背后，使读者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罢了”。他认为，译者有时“冲出语篇层面为自己说话，甚至用自己的名字，例如在译文后的注释中用第一人称解释所述的问题”（1996：27）。

贝克正是希望借助语料库研究的最新成果来论证赫曼斯所说的“读者无法察觉到的”译文的文体。她（2000）认为，文体是表达在语言和非语言中的个性特征（thumb-print features），它包括赫曼斯所说的“声音”。就翻译而言，文体这一概念还可能包括（文学）译者对所译的文本类型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他所运用的前言、后语、脚注、文内解释等方法。研究某个译者的文体，必须把焦点对准其典型的表达方式，而不仅是常见的翻译方法与补偿措施，必须抓住译者运用语言的特点及其与他人不同的语言习惯。概言之，贝克感兴趣的是译者个人偏爱的表达形式和重复出现的语言行为方式，而不是个别的或一次性的偶然例子。她运用语料库的大量翻译资料对译者的文体进行研究，因为她认为，要判断某种选择是一种模式而不是个别情况，只有通过语料库的大量翻译资料才能有说服力。

于是，贝克先做这么一个假设：译者有自己的文体。也正是为了研究译者的文体这一目的，英国曼切斯特科技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大型翻译英语语料库得以建立。该语料库收集了译自多种语言的英语资料。该中心还研制了半自动化地处理这些资料的软件，到2001年年底，该语料库总容量达2 000 万词。语料库收集的主要是小说和传记，也有新闻和旅游类的小型子库。

翻译英语语料库中的每一份文本都有一个头标（Header），为研究者提供关于译者的资料：译者姓名、性别、民族、职业、翻译方向、源语、译本出版商等。为了了解不同译者的译作，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关于文体的问题，语料库收集了多位有经验的文学翻译家的译作，其中有相同译者所译的五六种源自不同语言或不同原作者的著作，也有不同译者所译的同一原作的多个译本。

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文学译者是否会在翻译中体现自己的文体? 如果是，应如何辨别译者的独特文体? 这就需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文学译者是否始终如一地偏爱使用某些词汇、句型、衔接词或标点符号? 此外，也要弄清楚这样几个问题：（1）译者偏爱的语言选择是否与原作者的文体有关? （2）是否与源语的语言选择倾向有关，或是否与某一社会语言的规范和诗歌语言有关?（3）如以上答案都是肯定的，能否按照某个译者的社会、文化或思想定位来解释他的选择?

贝克也承认，这些问题涉及面广泛，需用较长的时间及更广泛的描写翻译研究数据才能弄清楚。不过，贝克（2000）在文章中试图去探讨这些问题。她选用了英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布什（Bush）和科拉克（Clark）的翻译作品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布什翻译的三本小说和两本传记/自传，科拉克翻译的三本小说。布什翻译的原文出自三位作家，源自三种相关的语言：巴西葡萄牙语、本土西班牙语和南美西班牙语。科拉克翻译的原文全部源自阿拉伯语，出自两位风格迥然不同的阿拉伯作家，一位是四十多岁的男性作家，另一位是年近九十的叙利亚女性作家。贝克从词类/标志比率、平均句子长度和叙述结构三方面描述两位译者的文体。

以下是贝克用作分析的文本资料：

（1）彼得·布什：语料库中的总词汇是296，146

（2）彼得·科拉克：语料库中的总词汇是173，932

文件名以fn 开头的是小说，以Bb 开头的是传记或自传。以下是贝克的部分研究结果。

A.词类/标志比率（Type/Token Ratio）

两位译者之间的最明显差异体现在词类和语言标志的比率上。词类/标志比率是借助语料库来衡量作者所用的词类范畴与种类，即不同的词类出现的次数与文本总字数相比得出的比率。低比率意味着作者使用的词汇量较小，范围较窄^[3]，高比率则表示这些作者所用的词汇范围较宽。（见图表8）

图表8:词类/标志比率（Type/Token Ratio）

注：表内斜体字代表书名。

图表8 的数据显示，科拉克译文中的词类/标志比率较低（41.00），其不同译文之间的变数范围较小。布什的比率较高（49.87），译文之间的变数较大。

B.平均句子长度（ASL）

从图表9 可以看出，科拉克的平均句子长度较短，各译文之间的差异也很小。贝克认为，这些数据表明，科拉克非常努力地尝试把阿拉伯语原文进行归化处理，其目的是创造出通俗易懂的译文，也许他在潜意识中认为，英语读者要理解书中所描述的关于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已不容易，译文的语言不能再难为读者了。

(www.daowen.com)

图表9:平均句子长度（ASL）

C.叙述结构

在小说和传记/自传体中，叙述结构随处可见，因为它可为介绍叙述者和主要人物的对话提供一个框架。人们普遍认为，书中不同的人物讲话方式及风格都不同，因而叙述结构的变数很高。要论证这一假设，必须在大量的主要语词索引中仔细研究其重复出现的模式及频率。贝克选择了say的集中形式（say，says，said，saying），因为这是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转述词。（见图表10）

图表10:出现频率

图表10 显示，科拉克使用say一词的频率要比布什高得多（而且他的语料库相对较小），他用过去时said 的频率最高。贝克的解释是，阿拉伯作家在整体上比英语作家更多地使用过去时态。为了弄清科拉克是否偏爱使用过去时，贝克还特意对另几个转述性动词出现的频率进行了分析，发现科拉克同样地偏向于使用过去时而较少使用现在时。贝克选择其中一些篇章，对照原文与译文后发现，即使原文用的是现在时，科拉克有时也会改为过去时。她认为，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文体上的问题，因为时态在这里有两层含义：（1）语气的正式与非正式程度；（2）叙事人的直接性程度。另外，这些转述词的某一种形式是运用于叙事中还是用于直接引语中，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如果是用于叙事而不是在直接引语或俗语类的语篇中，says比said 所表达的语气更加直接，也更能拉近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距离，更容易使读者相信自己所接触的是第一手资料。

布什在叙述中常常用says（见图表10），而科拉克除了在直接引语或俗语中用says外，极少在叙述中使用。贝克这样解释：也许科拉克在潜意识中认为，书中的叙述者和读者属于不同世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作为一个译者，他无法仿造出一个能够让他们直接沟通的共有世界。科拉克明显地喜欢用直接引语，而且清清楚楚地用引号做标记。布什却偏向于使用间接引语，极少使用直接引语，即使用直接引语，也没有引号。这又可以说明，科拉克努力使文中的语言结构清晰和简单化；而在布什的数据库里显示的无标记直接引语会使读者难以判断引语在何处结束，哪些是书中人物的话，哪些是叙述者的话。再者，把叙述者和书中人物合成一体，可以缩小读者与书中所描述的环境的距离。不同的世界之间没有界线，没有划分，在重叠的世界之中，读者就无法把自己和小说或传记里的世界区分开来。此外，贝克还发现，科拉克似乎还非常偏爱副词修饰动词：修饰说话人的方式、态度和风格。大多数副词是原文有的，但有些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D.阐释：译者的认知与动机

贝克根据语料库的资料分析结果，对科拉克的部分译文与原文进行了对比，发现科拉克所常用的某些语言模式很可能来自他所译的阿拉伯语原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频繁地使用副词来修饰转述词say（如say angrily，defiantly，with a slight foreign accent，etc.）同时，科拉克深受阿拉伯语原文影响的另一例子就是之前提到的，他偏爱使用过去时态和直接引语而不大喜欢使用间接的引语。即使原文用现在时态，他也有可能改译为过去时态。结果显示，阿拉伯语原文强调了直接性，而英译本却增加了距离感。

为了进一步探讨译文是否受到源语影响，贝克所采用的另一方法是，调查一些不大可能受原文影响而产生的句型，例如在引述结构中使用强调性词that，尤其是与引述词say一起。贝克和其他学者曾对一些英语原文和英语译文做过比较，发现英语译文明显地倾向于在say等引述词后面使用that。贝克把对这一句型的研究方法再应用于布什和科拉克的译文，发现布什更接近英语原文的句型（即较多地方省略that）；而科拉克更加接近“正常的”英语译文（即较多地方使用that）。这一发现是有意思的，因为that在涉及的所有源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都没有对应词，因此在译文中无论是省略还是使用that都不是受到源语的影响。

为了对译者的语境及其所面对的源语和目标语文化有所了解，贝克曾经专门访问过布什和科拉克。布什和科拉克都是相当有经验的专业翻译者，其母语都是英语。两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遣词造句运用自如。那么，为什么两人在文体方面的差异会那么明显? 为了探索这种量性的研究方法，布什和科拉克假设，差异归因于译者本人，而不是源语或原作者，因为就词类/标志比率而言，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之间没有可比性，在英、阿语之间，句子结构也没有可比性。

据调查，布什一直居住在英国本土，而科拉克则长期为英国在海外的领事馆工作，长时间是在中东做翻译，生活在阿拉伯语言和文化之中。了解译者的实际生活环境，对研究译者是有意义的，因为生活环境肯定会影响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例如，长期与讲非本族语的人打交道，就会慢慢养成一种语言习惯，在讲话或写文章时会考虑到不同的听者/读者的语言能力而采取不同的措施。贝克把这种现象称为“适应性调节”（accommodation）。同样，译者也不能不受社会和这种认知过程的影响，也会对所生活的环境和语境做出类似的调节。这也许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科拉克的译文中的语言较简明易懂。布什的译文源自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他所介绍的文化对英语读者来说有“亲和力”，因为英语读者对这些文化较为熟悉。而科拉克在介绍阿拉伯文学和文化时面临的任务要比布什艰巨得多，因为英语读者对阿拉伯这个“陌生的世界”常常抱有成见，常将其与恐怖主义和狂热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很少阿拉伯文学能够通过翻译进入英语读者的世界。因此贝克相信，两位译者面对他们的目标读者时，态度是非常不同的。

另一要点是译者所选择的原文的性质。布什所选择的文本大多数难度相当高，其读者是受过教育，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科拉克所译的三部著作都是普通的叙述体小说，一般读者都能读懂。

E.不同文体，不同效果

在描述、分析、比较、阐释的基础上，贝克对两位译者的文体进行评价。她并非评价译作的优劣好坏，也不是评价哪位译者更胜一筹，而是评价不同的文体所起的不同作用。科拉克偏爱使用过去时态和直接引语而不喜欢使用间接引语。贝克的评价是，在科拉克再现的世界里，普通人可以直接沟通，告诉对方自己的所见所闻，书中人物非常重视情感，因此整个世界是生动活泼和充满感情的。然而，读者只能做旁观者，与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保持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也反映了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距离。

贝克认为，布什过度地使用“学术型”的语言结构（如“as X said”）是受到所选择的翻译材料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布什再创造的世界里，有更多有学问的和老于世故的人通过书中的叙述者在说话。但是，叙述者和书中人物的话语没有清楚的界线，这就营造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和自我反省的环境。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所关注的不是日常琐事，而是忙里偷闲，与远处的人物建立联系，对远处发生的事情进行反思。另外，布什大量使用动词say的现在时，营造了一种直接的气氛。他或许认识到他的目标读者和源语文化之间的亲近关系。他希望把读者带进源语文化中。他完全相信，他所创造的世界对英语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读者会把怀疑搁置起来，进入书中的世界。

贝克对译者文体的调查研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只是“小范围、试验性的研究”，但仍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

启示一：译者必然在译作中留下“烙印”，具体的烙印组成了译作的文体，这是贝克的假设，也是她通过大量资料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也承认每个作者/译者都有自己的文体与风格，但是，由于传统上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模仿或转述的工作，译者只不过是别人的传声筒，因此我们在评价翻译时，往往不能正面面对译者的文体与风格，即使有，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启示二：译者的文体与译者的交际意图和译文的功能紧密相连。贝克认为，文体的概念包括译者对主题和语篇体裁的选择。译者在选择主题和语篇体裁时，心中已经同时选择了读者。这种选择因翻译种类的不同而有差异，大多数非文学译者选择的机会不多，他们通常是受人委托而翻译；而对文学书籍类翻译者来说，他们却有较大的选择余地。通常是译者对某一作家或作品有认同或有兴趣，然后向出版社推荐，出版社接受了，他就着手翻译。每个作家对主题的选择都成为他们文体的一部分，对译者来说，亦然。某位译者可能会始终如一地选择一些“异化”或情欲主题，换句话说，译者是希望就这些主题与读者交流。而他的选择肯定会反映在译文的文体之中。

启示三：译者的认知环境与其文体特征息息相关。贝克调查译者的语言习惯和文体模式并非目的，其目的是通过调查，了解某个译者，或一般译者的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以及了解决定译者行为的认知过程和机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种研究方法以区分哪些可归因于译者本人，哪些可归因于原文。这类研究有助于我们把语言习惯与译者的社会文化定位联系起来，这种定位包括译者如何理解源语/目标语文化与目标读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