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哈提姆与梅森也运用了韩礼德的语境分析模式，但是他们认为，单纯分析语域成分（即语场、语旨、语式）还不够。他们建议（1990：57），应从三个层面，即语境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号层面对语境进行分析（见图表6）。

图表6:语境的三个层面（根据Hatim and Mason 1990/2001:58）

在哈提姆与梅森（1990：236）看来，交际过程、语用行为和符号交际是交际的一组程序（a set of procedures），译者在其中处于中心的位置，扮演着跨文化媒介的角色。他们所说的交际过程实际上就是韩礼德语篇分析模式中的语域部分，即通过分析话语主题、参与者及其关系、话语方式等因素来考量讲话者/译者的语言使用是否合适。符号交际涉及了韩礼德模式从下到上的各个部分：词、语篇、话语、语篇体裁。

2.5.1.1　言语行为理论

对语用行为部分的分析是哈提姆与梅森的语篇分析模式中的特别之处。他们引进了奥斯丁（Austin）1962年提出、后来由瑟尔（Searle，1969；1976）加以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分析译文的要素。言语行为理论包括三方面：表述性言语行为（Locutionary act，也译作“以言指事”，如I teach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我教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施为性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 act，也译作“以言行事”，如Would you please pass the salt? 请把盐递给我好吗?）；成事性言语行为（Perlocutionary force，也译作“以言成事”，如Spitting on the pavement is forbidden.路上不准吐痰）。

此外，他们还引进其他学者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篇分析的工具，其中有特劳格特和普拉特（Traugott anfPratt，1980）提出的言语行为分类（见Hatim and Mason 1990：59-61）：

（1）表述性（Representative）言语行为——表述事件状况，例如陈述、告诉、坚持；

（2）表情性（Expressive）言语行为——表达讲话者的情感与思想，例如哀叹、羡慕；

（3）判断性（Verdictive）言语行为——对事物的评价与判断，例如评估、预测；

（4）指示性（Directive）言语行为——企图影响言语接受者的行为，例如命令、要求、挑战；

（5）承诺性（Commissive）言语行为——言者的承诺，例如许诺、发誓、保证；

（6）声明性（Declarations）言语行为——例如命名、谴责、解雇等。

哈提姆与梅森认为，用上述言语行为分类来分析语篇，可以使译者更清楚语篇的目的功能以便译出合适的译文。他们分析了以下语篇（句子编号为本书作者所加）：(www.daowen.com)

[1] Sir-Did Dr Dugdale intend to imply that the superiority of breast-feeding had not been adequately demonstrated？ [2] If so，he should look again.[3] It is clearly superior in all settings，not just for babies in the Third World for whom the WHO code was intended.[4] Although the reasons are complex，deaths and a variety of non-fatal illness（not just diarrhea） are much less frequent among breast-fed infants even in industrial nations.[5] I have compiled a bibliography of the accumulating evidence，which Ishould be happy to send to anyone who requests it.

第一句虽然是个疑问句，但实际上，言者是对Dr Dugdale的观点做出了评判，因此可把该句视为判断性言语；第二句也是判断性言语。他们把第三、第四句划分为表情性言语，因为句中含有表示作者观点的评价的成分“clearly”和“much less”。第五句是表述性与承诺性相结合的言语，因为里面含有表述事实的成分“I have compiled”和表示承诺的“which Ishould be”。有时，一个同样的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可能属不同性质的言语行为——这就需要译者对语境有足够的认识与把握才能准确理解。例如：Themeeting is adjourned.此句可以理解为表述性言语行为，表述事件状况——“会议中止了”；但如果是出于会议主席之口，那么该句就又可能是指示性言语行为——“现在休会”了。

哈提姆与梅森还认为，言语行为理论对翻译过程的语篇分析是有解释性与指导性意义的。例如，它对法庭传译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在法律语境中，参与者的言语受到其身份的约束，比如说，被告不能下命令、不能提问，也不能讨论；律师则可以判断、提问，甚至威胁。然而，只有法官才有权劝告、宣判、中止审理。因此，法庭传译员必须对参与者的角色及其言语进行分析，才能恰如其分地传译。

2.5.1.2　会话含意与合作原则

哈提姆与梅森在《语篇与译者》一书中，还引入了格莱斯（Grice）的会话原则与含意理论来说明交际的意图。格拉斯（1975）在其著名的《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一书中提出了会话含意的概念：为了使会话顺利进行，交际的双方都必须遵守一条原则，即“合作原则”。有了这条原则，交际双方所说的话语就不至于不连贯，因而双方就可以互相配合，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格莱斯认为，合作原则含有四条具体的准则：（1）量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2）质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说证据不足的话；（3）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evance）——说话要有关联；（4）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避免晦涩、歧义，要简练，有条理。在交际过程中，遵守这些准则就是遵守合作原则的具体体现。然而，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人们违反这些准则的情况比比皆是。哈提姆与梅森用以下例子说明人们在交际中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

A：There's going to be troublewhen John finds out.（若约翰发现就有麻烦了。）

B：Why？ What's going on？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A：It's a nice day today，isn't it？ （今天天气真好，你说是吗？）

B：Oh，come off it! （哦，你别乱想了。）

当A说“It's a nice day today，isn't it?”时，他明显地违反了关系的准则，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回答B的问题；然而B也领会了A的意思明白A并非要谈论天气，而是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于是，B做了修补性的回应，即回应前面的话题而不是关于天气。

那么，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对译者有什么意义呢? 哈提姆与梅森（1990：63）指出，译者在分析此类复杂语篇时，应当问自己几个问题：（1）目标读者可以像原文读者那样明白原文中所隐含的意义吗? （2）译者应采取什么补偿性措施来让目标读者明白言语的含意? （3）译者的成事性语言效果是否受到译者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