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翻译研究，传统翻译理论家和现代语言学家之间有相当多的误解与分歧。前者常常指责后者故弄玄虚，脱离实际；后者则认为前者“主观”“随意”“不科学”。纽马克属于前者，而贝尔属于后者，他们及其所代表的学派之间的分歧从以下的引语中可窥一斑：

在译者看来，任何关于翻译过程中的所谓科学的调查研究，无论是统计性的还是图表性的（有些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热衷于图表和模型），无论是关于思维的、神经的还是关于大脑的，都是远离实际而且是毫无价值的。（Newmark，1988b：21）

有些译者遇到貌似混乱的（话语）变数和无法准确地预测变数的翻译理论，就否定了建立一种有效的普通翻译理论的可能性，从而强调翻译活动的“主观性”和“艺术性”。……他们全凭个人的经验和一些趣闻轶事制定出“通用的原则”，列出一连串翻译技巧和规则。（Bell，1991：9-10）^[2]

我们无法知道纽马克的话是否针对贝尔，但贝尔的话肯定是针对纽马克说的，因为他在书中的章末做了注释。从他们之间的分歧和针锋相对可见，即使同是功能主义学派的人，其研究途径与重点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贝尔的确是一位“热衷于图表和模型”的语言学家。他在《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1991）一书中，运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心理学和信息理论对翻译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结构，一种代码。它由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可用来表达语义。同时，语言又是一个交际系统，可以运用不同的代码形式来指称具体的和抽象的东西，并可创造具有交际价值的信号。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做出选择：一是放弃与语境息息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等值。一是放弃与语境无关的纯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等值。这就是在逐词译和意译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选择前者，译文虽然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却有可能被目标语读者批评为“生硬、晦涩、难懂”；如果选择后者，译文虽然通俗易懂，却又可能被指责为“不准确、不忠实”。无论译者做出哪种选择，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无法令各方满意。译者应该怎么办? 贝尔建议，在做出选择之前，译者要弄清楚翻译的目的，以及了解哪些语言功能可以达到这些目的。贝尔（1991：7）以英国诗人吉卜林（J.R.Kipling）一首诗中的第一段作为一个思考的模式：

我有六位忠实的仆人，

它们教我运用我的知识。(www.daowen.com)

它们的名字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样？”“哪里？”“谁？”

这首诗中六个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规定了一个（或多个）话语参数（见图表5）：“什么”指话语/语篇所包含的信息，是信号的意义、言语行为的命题内容，也即话语的范围（语场）。“为什么”指信息发送者的意图、语篇问世的目的、言语行为的施为作用等。“什么时候”所关心的是交际的时间。“怎么样”含有两种意思：（1）交际的态度，即话语的基调（语旨）是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或是冷讽的；（2）交际的手段，即话语方式（语式）是文字还是非文字的，口头的或是书面的。“哪里”所关心的是交际的地点（语场）。“谁”指的是交际者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决定了话语的基调（语旨）。

图表5:话语参数（根据Bell 1991: 9）

此外，贝尔还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各种特征的代码，包括语音、文字、语法、词汇、语义等方面的特征（见图表5）。语言的使用就是从这些代码特征系统中做出选择，创造出可以传递意义的语篇。每一种语言都有其方言特征（dialect features）和使用标记（markers of the use）。对于译者来说，了解语言特征，尤其是了解语言的使用标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对语篇进行分析，而话语参数是分析的重要依据。他首先要辨认出语言使用的各种标记：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语旨）、发送信息的渠道（语式）、话语的范围与目的（语场）。

从图表5 可以看到，译者碰到的问题是与社会因素紧密联系的：（1）交际者的身份及其之间的关系；（2）根据话语的目的（功能）选择话语的方式；（3）话语所涉及的（发生在社会上某个领域的）事情。根据韩礼德的理论， 贝尔认为，译者还要对两种语言的（语音、文字、句法、词汇、语义的）特征了如指掌，才能根据话语的参数在语言的特征系统中做出选择，创造出一个和原文等值的语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