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s），即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由于国内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视角不同，跨文化交际又被翻译为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跨文化沟通和跨文化传通等。

所谓交际/传播（Communications）是指通过语言、信号、文字方式进行的思想、信息交流。跨文化交际/传播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语言、信号、文字方式进行的思想、信息交流。跨文化交际学源于美国。美国是世界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为此，在美国，跨文化交际既指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传统有别、居住区域差异的个人间和团体间的交际；也指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个人间和团体间的交际。在中国，由于早期从事这个方向研究的学者大多数从事外语教学和研究，为此跨文化交际/传播在中国主要指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语言、信号、文字方式进行的思想、信息交流。随着中国加速城市化，人口的大量迁移，区域间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呈激化趋势，跨文化交际开始引起研究国内问题学者的极大关注，并被尝试用来建立理解、化解矛盾，创建和谐。

跨文化交际学与传播学都以各自相对独立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然跨文化交际学的内涵是交际或传播，那么就必然与比跨文化交际学早些形成专学的传播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从现在传播界具有权威性的国际传播协会的分组方法来看，传播学大致有八个研究方向或分支：信息系统、大众传播学、政治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医疗卫生传播和教学传播。在这八个分支中，除了教学传播和医疗卫生传播是明显的实用研究之外，其他分支都有自成一体的倾向，但是在理论方面，尚无清楚的界定。在实际研究和实践中，交际或传播除了包括上面涉及的信息系统、大众传播学、政治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医疗卫生传播和教学传播之外，还包括国际传播、营销传播、商务传播、广告传播、网络传播、传播管理和精准传播等。

人类为了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条件，维护社会安定，建立与外界的和谐往来，推广技术成果，对信息较旧的方式方法、功能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如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在中国远古时期，大禹治水，通过疏导的方式不仅制服了洪泛频繁的江河，还使九州得以统一。“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流传至今，谁能说这不是现代定义的象征性行为的古代实践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的实施和不断深入，我国国际交往不断增多，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发展，传播学受到了新闻界、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大量传播学的著述被翻译引进。

跨文化交流是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实践。自哥伦布登陆北美大陆以来，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因宗教原因、政治背景、经济意图来到“新大陆”。美国自建国之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不论是宪法的制定，还是总统的选举，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跨文化交际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发动本国民众、联合世界盟友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经验。美国不论是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还是与日、德作战，都离不开跨文化交际专家——当时为文化人类学专家的参与和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欧洲和亚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政治参与、军事合作和文化交流。正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申明的“The busi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business”，世界成为美国的加工厂，美国成为世界产品发明和设计的大车间。美国产品小到剃刀，大到航空母舰，跨国公司的市场遍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国人从和平部队到富布赖特学者，足迹遍布各大洲。

由于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大量投入运营，通信技术的高科技化发展，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交往日益频繁，大家努力地相互了解和规避误解，并承担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公民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跨文化冲突只有跨文化手段才可以化解，从而实现文化理解和融合。世界规模的战争和全球规模的建设引发了学者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研究，跨文化交际学应运而生。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被奉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者。他有着多年为美国政府选拔和培训到国外从事外交和商务工作人员的经验。他发现，美国人由于跨文化交际知识的异常贫乏而导致与他国人民相处时误解频繁，困难重重。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淡漠和知识的贫乏，足以使美国在那些国家的宏伟计划和巨大努力毁于一旦。尽管作为美国政府重要机构的美国新闻总署极为重视对外宣传和公共关系，但有时也会对因为跨文化知识的匮乏和对对象国文化信息的误读产生的影响美国形象和商业利益的事件爱莫能助。爱德华·霍尔认为其中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掌握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来解决。1959年他的著作《无声的语言》面世，这是一本跨文化交际的经典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作者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从某种角度来讲，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诞生。因为该书综合了理解文化与交际的一些关键问题和基本问题，指出了不同文化对人际距离、对时间感知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异文化的误解。该书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开展，因而人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发源于文化人类学。(www.daowen.com)

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但是真的要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人“熔合”在一起也非一朝一夕的事。20 世纪60年代，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以美国国内黑人为先锋，掀起了少数民族争取民权的运动。这场发生在美国国内的“文化冲突”并没有以武装暴力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和平、非暴力、对话的方式赢得了美国社会广泛的理解，这也促进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政府开始采取切实可行的法规正视和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而且还将继续解决国内问题。

越南战争结束后，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大批涌入美国，以及中美洲国家、加勒比地区和墨西哥大批移民进入美国，也增加了美国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研究的迫切性。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加强了文化与传播学的综合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例如，奥利弗（Robert T.Oliver）在1962年出版的《文化与交际》（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和史密斯（Alfred Smith）在1966年编辑出版的《交际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两本书，就是把文化与传播学相结合研究跨文化交流的代表作。

在20 世纪70年代，跨文化交流逐渐成为传播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很多著名高校开设跨文化交流的课程，大量学术著作相继出版，专业学术团体建立，跨文化交际得到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在其他西方各国也迅速开展起来，成为一个时髦的课题，甚至吸引了不少业余爱好者。SETAR（The Society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Training and Research）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组织。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跨文化交际学并非仅是国外二流大学吸引考生的招牌专业，在斯坦福（Stanford）、犹他（Utah）、华盛顿（Washington）、夏威夷（Hawaii）、波士顿（Boston）等著名大学，跨文化交际专业同样也是热门专业。有的大学还颁发跨文化交流学的硕士、博士学位。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磨合”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中美、中日外交关系建立，发展中国家以第三世界的整体形象亮相世界政坛，均标志着世界文化发展在结束“热战”和“冷战”后步入对话替代对峙、文化共存取代文化冲突、和谐发展取代霸权主义的阶段。20 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同期，一些国家中的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除美国外，还有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南非等国），人们也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对人类交流的重要性。各国学者们不可避免地介入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工作中。各国学者的参与大大促进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与国际信息之间的信息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研究。阿森特与古迪肯斯特编辑出版的《国际与跨文化交际指南》汇集了这一时期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关于跨文化交际与国际传播问题的论文近年也发表在《人类交流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传播学论文集》（Communication of Monographs）、《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传播学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黑人研究》（Journal of Black Studies）、《语言和社会心理杂志》（Journal of Language Social Psychology）、《政治传播与说服》 （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等刊物上。总之，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跨文化交际学是由于现在社会生活中迫切的实际需要而诞生的，这使它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自20 世纪80年代起，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进一步被应用到国际商业和国际经济管理等实用部门。用跨文化交际的知识培训经理人员，可以使他们具有与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能力。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成立了进行跨文化交际训练的专门机构。20 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培训班在欧洲风行起来，如荷兰的跨文化合作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法国巴黎的跨文化管理协会都是进行跨文化交流培训的专门机构。欧美的大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花旗银行、商业联盟保险公司、IBM公司、雀巢奶品公司、海湾石油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斯堪的纳维亚航空系统也纷纷设立了跨文化交流训练机构。

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的事情。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14 国后做出建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六所外语高校的指示，为发展除政府外交关系外的文化交流培养和造就大量优秀人才。我国大陆对跨文化交际这一学科的介绍始于20 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中主要著作有1988年由胡文仲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1991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选读》（Selected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霍尔的《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以及萨姆瓦等人著的《跨文化传通》等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出版。1988年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了段连城著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93年他的另一部专著《怎样对外介绍中国》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公司出版。段连城提出，对外传播是门“学”，大有研究的必要。1989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沈苏儒著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从如何做好对外新闻报道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问题进行了探讨。翻译人员和翻译机构是这个时代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实践者和研究者。2005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外教社跨文化交际丛书”，引进了由国内著名跨文化交际研究专家导读的原版著作10 种。

目前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正引起学术界、实业界、政府部门的重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1990年国家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显示了我国政府对国际信息交流和跨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视，这无疑会促使我国学术界对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2003年“非典”的流行不仅使我们对国内公共卫生问题与世界公共卫生问题的关系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从教训中获得了对全球化条件下跨文化交际特点和重要性的认识。政府和企业对信息传播管理能力普遍加强，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定期与不定期发布提高了政府管理的透明度。2001年中国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上海也在此后不久获得展示中国文化的机会，也是对我们跨文化交际实践和研究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中国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自1995年建立以来已经召开了七次全国性研讨会。2007年6月第七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与第十三届国际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期召开，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和国际交流推向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