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学术界、思想界尊称为“一代宗师”“国学泰斗”。钱穆之所以能够得到学人的尊重与认可，不仅因为他著作等身，写出了众多有影响力的作品，还因为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力量。他的作品及其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影响自不待言，而他的人格力量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温文儒雅的儒家知识分子如何在动荡的乱世之中，始终不改初心，为中国文化保留血脉与火种。

钱穆的人格理想体现在他在颠沛流离中仍然坚守自己的责任和理想，坚定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自称：“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绥其气……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之有其责。”郑家驹回忆钱穆在大后方仍然坚持教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从民族兴亡引申到青年人的历史责任，希望学生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民族复兴的力量，他身上展现的这种从容、自信的风采使青年学生备受鼓舞。他对学生十分关爱，把他们当作国家未来的希望。据严耕望回忆，他在西南联大求学之时，钱穆对他关怀备至，甚至生活中的种种琐事都能关怀到。对于来虚心求教的人，钱穆也不摆学者的架子，都能一一为其解答。1949年，钱穆先生到香港，当时他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但是当他看到学生衣食无着，不能接受教育，他立即参与到新亚书院的筹建中来。虽然当时新亚学院没有经费，但是钱穆还是想方设法进行筹措，坚持让一些贫困学生得到教育机会。

余英时在评价钱穆时赞扬“他一生为故国招魂”，而这个“魂”就是中国文化。钱穆终生都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他坚信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能够绵延不绝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在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仍然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领悟和期待，虽然目盲，但仍然通过口授完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书，在此书中他预言说：“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自全球化发轫以来，世界的话语体系长期为西方所把持，在这种话语霸权下，西方的治理和发展经验似乎成为普世性的规则。而中国要想成为有影响力和负责任的大国，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治理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贡献。而中国提供的经验和理论又不是照搬西方，那就必须在吸纳西方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向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寻求帮助，也就是钱先生所希望的“以中国文化为宗主”。(www.daowen.com)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翘楚人物，更是江苏思想文化史上的佼佼者。自汉代以来，今天的江苏区域为中国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思想家，他们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进步。钱穆作为20世纪的思想大家，既传承和延续了江苏地区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也为当前和未来的江苏地区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典范性的榜样，是江苏文脉绵延不绝、发扬光大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