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经史传统”，但实际上，“经”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史”的，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之中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而且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史料。“经”不仅在学术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扮演了类似近代“宪法”的地位，渗入古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到了晚清，由于西学的冲击，加之经学在政治上的支撑者——专制王朝的崩溃，经学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而史学的地位则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发起了一场除旧布新的“史学革命”，目的在于建立“新史学”。所谓“新史学”，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要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取代和继承传统经学的这一功用。钱穆先生在学术上是比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低一辈的学者，他在史学“经世”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辈们的主张。他明确提出自己著史的目的要向司马迁一样“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目的则是要“合之当世”，即要对他所处的时代有所助益。而且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史家，钱穆的史学致用倾向要更为强烈，他经常强调学术应该主导政治，学统要超越政统。他批评民国时期极为流行的论调，即：严格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史学，认为他们虽有重视材料、精密审慎的优点，但却将史学变为一种无系统、无意义的纯文本学问，完全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他认为此种治史方法是以“活的人事”换“死的材料”，“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可见，钱穆对学术研究与时代相脱节的情况是感到痛心的，这与他以学术来经世致用的情怀是相背离的。

钱穆在治史过程中还主张发挥历史鉴往知来的功能。他把历史作为一个连续发展、带有因果性的过程，国家、社会乃至个体之所以呈现今天这种状态，其根源必定是由前一时期积累而成。因此，历史是有连续性和因果性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必有其前因后果，他提出“研究此一事件者，势必回瞻数百年之前、远眺数百年之后，乃克胜任”。如果我们通过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如因果性，并用这种规律来指导当前人的实践，必然比无经验的盲动要更有效果，即“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联系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

同时，钱穆还认为历史并非是无生命的、僵化的历史，它无时无刻不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它能引导人们思考、激励人的血性与毅力，并且和现实人的心灵实现充分互动。在抗战期间，钱穆为了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极力从历史中探究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以期振奋民族士气，激发军民的爱国热情。他说：“故欲使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之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在《国史大纲》当中，他的历史叙述无不流露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期望通过对民族过往点滴的聚集，以达到整合国家、民族力量的目的，即以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为纽带，将千千万万的独立个体凝聚在一个拥有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共同体之下，焕发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这正是历史“致用”功能在民族危难关头最真切的体现。(www.daowen.com)

综上，可以看出钱穆对传统史学的“致用”功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践行为之。而钱穆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民国史家当中脱颖而出，正是他的“经世”史学中所蕴含的爱国情感。同时，在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对中学“全盘否定”的浪潮中，钱穆对史学“致用”优良传统的提倡，也让国人看到传统学术的存在价值。历史学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普遍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具有教化功能。中国社会最重道德伦理之功用，而道德伦理在古代除了通过经典告知人们，其次就是通过史书来进行教化。史学的教化功用最早来自《春秋》，孔子为了表达对春秋时期君臣失序这种现象的不满，通过春秋笔法在史书中褒贬人物。后世史家继承了孔子的笔法，在史学著述过程中特别注意对人物行为品行的褒贬，而普通人正是通过阅读史书而得到潜移默化的人格熏陶，这种熏陶可能比空洞的道德说教要有效果的多。除了树立道德之外，史学还能培养个人的担当精神，有助于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同时读史使人明智，正如钱穆所言：“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